经济观察报 记者 董瑞强 北京报道 2020年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下称《条例》）正式实施，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考开启。

《条例》规定，若个人违规，由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劝阻；对拒不听从劝阻的，责任人应当向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报告，由该部门给予书面警告；再次违反规定的，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不过仍有补救措施，自愿参加垃圾分类等社区服务活动的，不予行政处罚。　　

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北京历次推行垃圾分类不同的是，此次改革突出了立法的强制性。

但生活垃圾分类推行的确不易，仍面临诸多难点，比如公众的参与持久性，中端的混装混运问题，背后的体制性障碍，以及长期形成的利益格局和博弈等等，都会影响甚至阻碍垃圾分类及“减量化”目标的实现。

疫情防控下的北京，垃圾分类各项准备工作一直在持续开展。4月27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在通气会上释放的信息是，目前北京市保障垃圾分类新规实施的各项准备已基本到位。

北京市城管委一位内部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实际上这几个月很多工作重点都放在了疫情防控上，尤其是基层，“但我们各项准备如桶车对接、人员培训等都在逐步开展，总体上还是可以的。我们对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前景比较有信心”。

追问

5.1马上就到了，但还是有一些问题存在疑问。比如，前端的监督力量如何？中端还会出现混装混运现象么？末端处理能力是否足够？如何解决产业链背后的利益博弈问题？

北京已在垃圾分类之路上摸索了多年，推进历程几经坎坷，一轮轮行动几乎皆因前端参与不够、后端处理设施缺位而未能持续。

而这一轮与此前不同。

4月27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如刚在通气会上表示，“北京全市垃圾处理设施的处理能力稳步提升，可以满足垃圾分类处理需求”，不仅如此，北京市还“要加强垃圾分类全项系统建设，稳扎稳打，让垃圾分类走在全国前列”。

据北京城市管理委提供的数据，目前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共44座，日处理能力3.27万吨。其中，焚烧设施11座，能力达到1.67万吨/日；生化设施23座，能力达到8130吨/日；填埋设施10座，能力达到7931吨/日。

2019年，北京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1011.16万吨，日均约2.77万吨。其中，全市厨余垃圾日处理能力有8000多吨，而去年厨余垃圾日分出量为2300多吨。

北京全市还设置了垃圾分类驿站11.3万余座，共有厨余垃圾运输车1259辆、其他垃圾运输车6412辆、密闭式清洁站/小型垃圾中转站980座。各区正按照统一部署进一步规范垃圾收集站点，优化垃圾收集车辆及密闭式清洁站。

前述内部人士亦表示，北京末端处理能力可以满足当前每天生活垃圾处理需求，以及分类后可能产生的厨余增量处理需求。通过垃圾分类肯定会实现一些减量化。我们更多的考虑和要求是，最大化的利用垃圾，更科学环保的处理垃圾。

记者采访了解，目前北京在重点建设焚烧发电、生化处理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同时，也在大力推进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此轮北京垃圾分类标准与上海等城市有所区别，没有干、湿之分，而是分为厨余垃圾（绿色桶）、可回收物（蓝色桶）、有害垃圾（红色桶）和其他垃圾（黑色桶）四类。“北京市垃圾分类宝典”小程序已上线，公众可以文字、拍照、语音形式查询某种垃圾到底是什么分类及如何投放。

李如刚称，北京全市有垃圾分类指导员2万余人，进行垃圾分类的引导宣传、分类整理、投放监督等工作。“我们在做好全链条硬件体系规范运行管理基础上，也会重点抓好《条例》中对单位及个人源头的分类。我们会借鉴疫情防控经验，通过落实垃圾分类的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来引导单位及个人的积极参与。”

记者注意到，北京多个区根据本区情况制定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行动方案和实施细则，如东城区强调“干湿分开、资源回收”，西城区建立“不分类、不收运”倒逼机制，大兴区要求今年底80%以上原生垃圾实现资源化处理，延庆区在采用“5+1”模式推进垃圾分类，增加了装修垃圾和灰土垃圾等。

从5月1日起，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将开展为期三个月的生活垃圾强化执法专项行动，严查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等四个环节违法行为，重点查处垃圾混堆混放、收运企业混装混运等行为。前述北京市城管委内部人士表示，“我们肯定是要坚决杜绝垃圾混装混运的”。

考验

4月26日，经济观察报记者在北京西站采访发现，目前环卫工人在清理转运分类桶里的“可回收物”和“其它垃圾”时，仍会混装转运。一位环卫工人对记者说，“目前还没有分开运输。”

一位长期从事生活垃圾分类问题研究的环保专家建议，应以同车分格或桶车对接的方式进行分类运输。

4月27日，经济观察报记者在昌平区多个小区附近走访了解，近30位居民当中，几乎都赞同实施垃圾分类，但真正能长期落实的较少。一些小区的“厨余垃圾”桶在三个以上，缺少“可回收”桶和“有害垃圾”桶，不少桶的标识模糊，外观脏乱。

据经济观察报记者的采访，目前很多北京市居民并未产生垃圾分类的恐惧或担忧，反而认为分类并不难，“在家放两三个分类桶，平时养成分类习惯就好”。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主任孙新军说，只要把瓜皮菜叶、剩菜剩饭分出来放厨余，其他搞不懂、举棋不定的放在其他垃圾桶，就在80分以上了。

但也有一些居民表示，“我分他不分”现象依然存在，监督力度仍有待加强。所以某种程度上，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考，亦是对居民自觉性、主动性的一次考验。但要彻底改变过去不分类的状况，确实需要一个过程。

4月28日，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一项有关城乡居民垃圾分类现状调查结果显示，在3000位城乡居民当中，有八成以上被访者知晓《条例》，九成以上支持并愿意进行垃圾分类。被访者涉及北京市16区300个居（村）委会。

该项调查还发现，近九成被访者所在小区（村）设置了2种及以上分类垃圾桶。其中，35.3%的被访者所居住的小区（村）设置3种垃圾桶；设置4种垃圾桶和2种垃圾桶的小区（村）占比分别为28%、22.4%。如果小区有专人监督指导垃圾分类，并有严格的惩罚制度，95.9%被访者表示愿意参与分类。

根据《条例》，北京市按照多排放多付费、少排放少付费，混合垃圾多付费、分类垃圾少付费的原则，逐步建立计量收费、分类计价、易于收缴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加强收费管理，促进生活垃圾减量、分类和资源化利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程会强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让公众理解为何参与垃圾分类，就要解决垃圾分类与公众利益的关联性问题。

事实上，垃圾分类处理的社会总成本与每个人利益相关。按照程会强的分析，如果不分类，生活垃圾大量存在，直接影响公众生存环境，居住在垃圾填埋场附近约3公里内，房产价值可能会降低一半。如果不分类，工业材料资源越来越稀缺，后续开采、提炼和加工价格被不断抬高，最终的成本和负担都会转嫁至公众身上。

他的建议是，按不同区域垃圾平均产生量测算，设定每天垃圾量限额。以户为单位，建立家庭垃圾账户，规范垃圾袋，通过个性化二维码等进行垃圾溯源。实施垃圾称重，超额收费，逐步探索形成垃圾收费制度。反过来，将这部分费用补贴垃圾清运和处置企业，奖优罚劣，形成良性循环。

如何跳出怪圈

垃圾分类治理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很多地方此前曾陷入“一阵风式”推行的怪圈——轰轰烈烈开场，冷冷清清收场。此轮垃圾分类究竟能持续多久？

“起码要保持两三年以上，才有可能做好。”前述环保专家对记者说，不过，表面上看垃圾分类实施力度很大，其实阻力也非常之大，利益的博弈也非常之复杂。

如果在推进过程中，仍出现“我分他不分，前分后不分”及混装混运问题，那就会严重影响公众的分类积极性。垃圾分类要从后端倒逼前端，通过制度设计倒逼源头减量，同时要着眼于垃圾产生、分类、清运和处置全生命周期过程管理和完整的产业链。

多位业界人士认为，“两网融合”（环卫网和再生资源网的融合）是推动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程会强称这是最佳工作格局。一方面使传统环卫行业延伸产业链，实现新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使再生资源行业从被动分拣前移到主动分类，提高再生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

不过，环卫公司从前端保洁及转运，向后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延伸相对容易——比如北京环卫集团已在传统业务基础上延伸到废旧橡胶综合处置、废旧纺织品综合利用等，构建集前端收运体系、中端转运体系、后端处理体系一体化的全产业链，而再生资源公司却很难打破原有地方环卫格局。

程会强说，“他们要向前端环卫保洁延伸，必须通过地方政府环卫改革，采取社会招投标途径对原地环卫格局重新洗牌。”

目前政府支付垃圾处理费、焚烧发电补贴，仍是按量核算，焚烧的量大，赚的就多。这对于垃圾分类而言是一个阻力。在程会强看来，这是与前端垃圾分类“减量化”不相适应的。要改变这一格局，就需把垃圾分类补贴重心前移，更多补贴分类、运输环节，加大对市场低值废弃物、有害废物收集处置补贴。补贴方式最好改为按垃圾分类后的标准核算。这样形成利益倒逼机制，促进垃圾精细化分类，提高资源利益效益，减少后端处置压力，从而跳出“垃圾产生越多-垃圾焚烧厂越多-政府补贴费用越多”的怪圈。

前述环保专家认为，应将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同时让专业做垃圾分类的咨询公司、实战企业参与其中，可能会少走很多弯路。以税收优惠、价格补贴方式，鼓励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