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一线城市的“生长”速度令人惊叹，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不断外扩的城市边界、持续涌入的外来人口，都让特大城市的规模持续扩张。特大城市畸形膨胀的结果，是大城市病的加剧，并伴生出“垃圾围城”的难解之困。

　　据《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北京市日产垃圾1.84万吨，如果用装载量为2.5吨的卡车来运输，长度接近50公里，能够排满三环路一圈，并且北京每年垃圾量以8%的速度增长；上海市每天生活垃圾清运量达2万吨，每16天的生活垃圾就可以堆出一幢金茂大厦；广州市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也多达1.8万吨……这其中还不包括产出量更为惊人的建筑垃圾、工程渣土。

　　人们驾车从特大城市的中心出发，向城市边缘行驶，会发现垃圾越来越多、堆积如山、臭气熏天。这样的场景和城市内部的繁花似锦，形成鲜明对比。据住建部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三分之一以上城市被垃圾包围。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75万亩。一边是特大城市垃圾产生量不断激增，一边却是未能建立起与城市发展相匹配的垃圾处理机制，成为当下的现实之困。

　　从整体来看，我国大量中小城市生活垃圾的主要处理方式仍是填埋，约占全国垃圾处理量的70%以上；其次是高温堆肥，约占20%以上；采用焚烧法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的数量还很少。填埋处理垃圾的方式较为落后，现有的垃圾处理场，早已远远无法应对现有的垃圾数量。建设高效的垃圾处理厂，本该是解决垃圾围城的治本之策，可在大城市新建垃圾处理场，往往遭遇“邻避效应”的困局，选址、兴建都会遭遇周围民众的巨大阻力。

　　谈及城市垃圾的治理历史，其他地区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例如，资源相对匮乏、土地面积小的日本，在垃圾处理问题上走在了世界前列。对日本普通家庭而言，垃圾细化分类已成国民习惯，垃圾处理企业实现了高科技化作业，废弃物无公害排放等等。而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曾经沦为大型垃圾堆放地，经过政府的综合治理和改造，已经变成植被生机盎然的公园。而台北地区从1996年起推行“垃圾不落地”行动，培养民众形成定点送交垃圾的理念和习惯。

　　城市垃圾的处理，体现了政府公共治理职能的高低。对特大城市而言，垃圾治理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土地资源的投入，而囿于科技发展水平所限，这一行业的投入产出比又相对较小，因此如果想更好地服务民众，改变垃圾围城的困局，还需要引入多方力量，共同助力城市垃圾处理系统的建设。一方面，需要从源头上找到垃圾可循环利用发展之路，推动垃圾处理企业的技术转型升级，实现垃圾的分类回收，有效再利用。同时，还要提高城市居民的环保意识，运用经济手段促使人们进行垃圾细化分类，从根本上减少城市的垃圾产生量，加大城市自身处理垃圾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