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美国留学的学生告诉我，美国的垃圾焚烧厂周边常常也是贫穷落后社区，少数族裔聚居区等，跟纽约曼哈顿那种地方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这使我明白，垃圾处理项目的空间选址问题，必然与社会阶层划分以及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连在一起。它与国家之先进与否或者崛起与否无关，任何国家都有其“空间不正义”和“环境不正义”的一面，它是现代性的黑暗一面。只是由于信息技术革命，这些黑暗面日益暴露，从而给政府执政以及公众良心带来巨大尴尬。不仅如此，美国还有办法出口或者偷运垃圾，其中很有一些到了中国，比如曾经到过广东的南海，以及贵屿。

尽管如此可恶，美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有一些制度与社会特征可堪弥补，也值得学习。首先是那里的居民有迁徙自由，社区的形成跟个人的自主选择有很大的关系。其次是表达自由，如果你饿，就喊“我饿”，如果你怕，就喊“我怕”。如果你不愿意自己的空间被侵入，就喊“不要在我家后院”。因此，被侵害者有可能发展出社区运动与环境运动，他们的抗议与表达是作为第一权利被法律保护的。政府必须回应他们的抗议诉求，通过政策调整而积极寻求平衡，才会被看作做是体现社会公义。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中产及以上的社区虽然有条件避开“不受欢迎的土地使用项目”，但是他们接受垃圾分类的严格法规，并且有个体行为自觉。

另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学生也曾图文并茂地向我详细介绍美国普通家庭的垃圾处理程序。从中可以看到，一位普通的退休房东老太太，如何点点滴滴日复一日地给家庭垃圾严格分类，而且做简单的再生循环利用。用我们的话来说，叫做政府的政策完全落实到个人日常行动中，简直就是融化成了个人文明。不仅如此，稍微大件一点的“废物”，你必须花钱花时间请人专门处理，随意弃置是违法的。买东西要花钱，丢东西也要花钱，这是进入消费社会后必须要有的个人行为准则。

在信息时代，以上讲的这些，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获得的常识性信息。而只要从常识出发，保证信息自由畅通，就可以得出简单清晰的结论：广州市以及各个城市，政府和公民双方都应该反思现行的垃圾处理政策。这还包括对《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也应该反思并重新评估。

就广州的情况来说，我的观点是，基本的“政策范式”必须改变，从单纯的“花钱买先进技术”模式，转变为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选择适用技术。在前面一个模式下，我们已经看到，政府会把自己跟某一种技术，从而也跟某一派专家捆绑在一起。沿着这种技术路线，政府接着还会把自己跟某个市场集团或“伪市场集团”捆绑在一起。这就形成了“铁三角”结构，对技术的批评，对集团盈利模式的批评，会“被当成”对政府权威的挑战。这在中国体制下何其可怕，哪里还能听到民意表达？所以必须转变为后面一种模式，引入社会因素，引入公众力量，对专家与市场形成制衡。打破“铁三角”，才能讨论出什么是“适用技术”。政府朝这个方向去解放思想，其治理模式将随之改变，变成以人为本，秉持中立，干净办事，自己安全。

更具体地说，广州市的垃圾处理政策短中期内应该重新确立两个目标。第一个是将建设焚烧厂为主，改为以推进垃圾分类与减量为主。第二个是重新评估李坑垃圾焚烧项目的环境影响与社会成本，并且先要集中力量，为当地村民的健康、居住与经济发展做实事，民心工程要做在那里。李坑的问题相对复杂，容另文再议，这里先说第一点即垃圾分类。

现在全广州市都知道，番禺楼盘的居民“素质高”。我并不赞成把人区分为素质高低，不过这里只是说明，上百万新番禺人，在教育程度、职业、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等方面比较高。此地还有大学城，十万大学生，以及高校教职员工在这里工作生活。这样的人口构成条件，加上周边的新客运站等，与其说适合于建一个焚烧厂，不如说更适合于建设为推行垃圾分类的实验区域。

因此建议，在将要开展的垃圾处理问题全民大讨论中，直接将垃圾分类与减量作为最重要的讨论议题之一，广泛征求实施方案。这要包括减量的时间进度与目标，比如2010年，减量至多少，将此目标分解到社区，将它作为社区建设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同时，当然要包括政府的资源配套与市场的产业配套应该是什么，所以，政府部门与企业界要参加讨论。

还可以提出一项扩展式的建议，即在各个高校中，紧急推行垃圾分类课程教育，全体学生参加(以后可以考虑变为自愿选修)，从中培训志愿者与公众教育的授课人员。要求大学带头实施垃圾分类与减量措施，并动员大量的志愿者参与番禺社区的垃圾分类与减量工作。希望能够用志愿精神，克服和消化新制度推行进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各种问题。

中国取得了跨越式的经济发展成就，同时也跨越式地遇到了垃圾难题。我们必须知道，当中国人人都消费时，从某种角度看，这种力量是可怕的，会变成“中国威胁”。但是，如果反过来，人人都动手做垃圾分类呢？它会产生任何国家都难以实现的奇迹。但愿我们是走在后面一条道路上。(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