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垃圾围城的现实来说，人们也承认，焚烧是一个势在必行的急迫选择；然而，说到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却又人人唯恐避而远之。市民的这种“邻避主义”式反应，其实并不奇怪。

　　媒体报道，尽管不是市城管局事先设定的关键词，但“垃圾焚烧”依然成为上周六本埠媒体议政节目“阳光热线”的最大热点。有市民就近期虎门垃圾焚烧厂的选址问题，提出鲜明的反对意见。参与节目的市城管局局长钟耀祥表示，(垃圾焚烧厂)选址，市民的意见具有“一票否决”权，如果绝大多数市民反对，就算技术标准能通过，也会缓下来，不会急着建。

　　仅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承认，这是一个相当正面、也相当诚恳的部门回应。如果我们认为，公众才是一座城市真正的主人，尊重公众的意愿和意志，是作为公仆的公务员，以及各级政府、各行政职能部门理当遵守的公共伦理的话，那么，这个回应就在将这种抽象的政治伦理具体化、实操化了。这种包含鲜明现代观念和民主思维的话语，理应成为当下公共话语场中的主流。

　　不过，坦白说，公共话语场中，有些话一向是好说好听，却不好做的。比如，垃圾焚烧的议题，大概就属于这类。很多人都知道，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在垃圾焚烧之前，必须要有一个功能强大的垃圾分类回收系统发挥作用才行。但是，就垃圾围城的现实来说，人们也承认，焚烧是一个势在必行的急迫选择；然而，说到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却又人见人憎、避而远之。市民的这种“邻避主义”式反应，其实并不奇怪，这些年来，因垃圾焚烧而对周边民众所造成的种种影响，人们早就不再陌生，很多时候，人们的反对，并非仅仅由于对于处理技术的不放心，而是基于承载这种技术及运行形态的制度条件的不信任。这种对抗性的情绪之下，也就使得官方出台的很多垃圾处理对策，无论合理与否，都很难得到公众的支持。

　　因此，话说到这里，我的意见也就很明确了：在新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条件下解决垃圾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全新的决策思路和工作方案。具体而言就是：一、必须大力推进垃圾分类，以实现资源的再利用和垃圾的减量化；二、开放垃圾议题的所有环节，让不同甚至矛盾的民意和呼声，都能够平等地进入到垃圾议题从决策到实施的所有链条，特别是，在各种各样的听证会环节，必须以科学的样本分布和程序设计，来将真实的、全面的民意纳入政策设计范畴；三、开放环保组织对于垃圾议题的研究和实践，发挥媒体的信息集散地和民间智库的功能，形成开放性的信息态势，以让垃圾议题成为公众人人皆可参与和表达的现实课题，以凝聚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公众合力；四、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体制内的民情感知、民智吸纳功能，形成垃圾议题的体制性反应，以推动议题的最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