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垃圾产量、处理量的迅速增大和城市土地供应的日益紧张，而兜底性填埋场的库容日渐减少，垃圾处理形势急剧恶化，一些城市处于“垃圾围城”困境。于是，垃圾焚烧处理成为选项，却引发邻避运动，使得垃圾问题成为近十年来广受讨论的热点，并日益明晰化。而作为垃圾问题之一的垃圾分类，是垃圾治理的治本之道，也是垃圾治理的重点和难点，有助于提高垃圾的资源价值，抑制垃圾的污染性，需要广大公众主动参与。

　　认识垃圾：视角、范式和制度化

　　在垃圾治理过程中，人们看待垃圾问题的视角日益明晰。物理上，垃圾就是一堆固体废弃物，通过工程技术便可解决，这就是“垃圾处理”视角。但从垃圾处理引发的社会看客心理、邻避运动、生态环境污染和“垃圾围城”等社会问题来看，在一堆废弃物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关系。为了维护社会公共生态环境权利和垃圾处理秩序乃至社会安全秩序，解决垃圾问题还需要“垃圾管理”和“垃圾治理”。

　　坚持垃圾处理、管理或治理，各自有自己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只是看问题的视角不同而已；但恰恰因视角不同，在如何看待和研究垃圾问题上自然会有所不同，其研究方向、关注重点、解释方法和解决垃圾问题的途径等方面各有侧重，使之构成互补或包容关系。垃圾处理从工程技术层面看待垃圾问题，强调采用填埋、焚烧或综合处理等工程技术手段解决垃圾问题。垃圾管理从行政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层面看待垃圾问题，强调采用政策性调控手段解决垃圾问题；垃圾治理从社会和社会技术层面看待垃圾问题，主张吸纳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学科和吸收垃圾处理、垃圾管理管理的研究成果，推动政府和社会良性互动，通过动力创新、技术创新和体系创新，实现垃圾全程、多元、综合和依法治理。

　　有意思的是，垃圾焚烧与否的讨论加速形成了垃圾处理、管理和治理3个视角。垃圾焚烧处理既是科学处理垃圾的需要，也是为垃圾处理严峻形势所迫，垃圾焚烧处理确有必要；但垃圾焚烧处理确实存在邻避效应，且这种邻避效应被焚烧处理设施运营过程暴露出的负面影响不断放大，致使焚烧处理设施落地难，甚至进一步恶化了垃圾处理形势，于是，社会呼吁政府加强垃圾管理、推动垃圾分类处理、减少焚烧处理的邻避效应和寻找垃圾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法，并形成了垃圾处理、管理、治理3个看待垃圾问题的视角。

　　垃圾治理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日常活动，而且，事关资源环境保护，事关生产生活及人体健康的安全，事关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谓事关社会各方的利益，需要政府与社会公众良性互动，协同治理。因而，解决垃圾问题的互动共治范式也日益明晰。垃圾处理、管理和治理研究垃圾问题的范式分别是工程技术、行政管理和互动共治。解决垃圾问题不仅需要工程技术和行政管理，更要政府与社会互动共治，更好地发挥工程技术和行政管理的作用，解决垃圾问题的途径必须从垃圾处理、管理转变为垃圾治理。这种转变意味着观察和理解垃圾问题的范式的转变，即要从工程技术、行政管理范式转变成一个社会治理的互动共治范式，不仅要看到垃圾的物质属性，更要看到垃圾的社会属性，更加重视政府和社会的内部及彼此之间的互动和政策、社会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垃圾产生、处理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相应的，解决垃圾问题的主体便从垃圾社会（包括垃圾产生与排放者和处理企业）、政府转变为政府和社会组成的全社会。

　　以互动共治范式观察和理解垃圾问题，必然涉及行政管理、社会生产、生活及其他种种相关活动构成的社会活动。这是一种多主体互动的活动，既会产生互动收益，也存在冲突内耗，诸如旁观者效应、搭便车效应、见风使舵效应和邻避效应就是社会内耗的引因和表现，进一步，社会制度、规范、价值、观念和习俗的惰性乃至昙花一现的社会风尚的惯性影响都会削弱主体的个体意志，影响主体选择和行动，导致社会内耗。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垃圾问题中的社会自我卸责问题，个体产生垃圾，却借“公益”之名将其处理职责推卸给政府，没想到政府是动用财政来更高代价地处理，其实更大地损失了社会福利，个体的所谓“理性”选择加载在一起导致社会的“非理性”，换来的是社会内耗和更大的社会损失，这是垃圾治理必须解决的一个原则性认识问题。如何减少社会内耗和增大社会收益是研究垃圾治理的主线和目的。

　　同时，通过制度化解决垃圾问题的重要性日益明晰。为了减少社会内耗和增大社会收益，必须将各主体的选择与行动制度化，使之成为社会选择和社会行动，达至社会互动共治，最终成为文化传统。为此，必须细分垃圾治理的相关主体，包括垃圾产生与排放主体（居民、企事业单位等）、垃圾处理服务主体（企业、社会组织等）和各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等，细分垃圾治理流程与处理服务环节，理清各主体的职责、权利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尤其要理清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社区（村）居委会、小区物业管理公司、垃圾处理服务企业、垃圾产生与排放主体之间关系，促使所有主体的选择与行动规范化和程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