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从2007年6月以来，全国多个地区发生十余起大型的公众抗议，反对在当地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其中，浙江吴江市在公众的抗议压力下，停止了已经投资数亿的垃圾焚烧项目。

这确实称得上是一场“垃圾战争”。在发达国家，这种类型的公众环境运动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NIMBY”，有人按谐音将它译作“邻避运动”。它其实是一句抗议口号的首字母缩写，原文意思是“不要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yard）！

邻避运动是整个环境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甚至可以说，邻避运动的出现是一种重要指标，表明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邻避运动还是最好的公众教育和公众自我学习的方式，它使每一个卷入者都要思考环境与人生幸福的关系，思考自己对环境应该承担的责任。每一次运动的新闻传播效应，都会带动更多的人一起来思考。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邻避运动频频出现，给重大工程项目的决策、运营、管理以及评估等等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它迫使重大项目决策方式和决策过程不断改革，以求最大限度地吸纳公众的意见。这些方面的改革和创新，是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领域中非常重要的进步。

举例来说，美国一家智库“卡图研究院”（Cato）曾经设计过一个以市场化方式解决“邻避问题”的方案，称之为“反向抬价拍卖模型”。它包括以下三个环节，缺一不可。第一是津贴原则，凡是给周边居民带来风险的项目，必须由政府支付津贴，用于提升当地社区的公益、环保、福利设施和服务，以此作为补偿。第二是多点原则，从一开始就提出多个可选的地点，不是只定一个。第三是拍卖原则，就是将该项目加上津贴款项，在多个选定的地点中拍卖。现在先假定一个津贴额度，比如5000万元，作为起拍价。假定没有一个地区愿意接受，表明大家都认为，这个价格补偿不了风险。于是需要将津贴额度提高到6000万元，还不行，就提到7000万元……直到有一个地区愿意接受为止。

一定有人问，各个地区无限抬价怎么办？事实上，建设方必然有一道上限，超过上限后就意味着，公众认为风险极其大，大到无人能够补偿，项目应当取消。

由此可见，这个“拍卖模型”是保证公平的。它首先保证对公民一方的公平，任何个人均无义务去替别人承担风险。它也保证对管理方或者建设方的公平，他们有权确定最大补偿额的上限。更重要的是，通过拍卖机制的设计，就在建与不建之间，此地建与彼地建之间，增加了大量的选择空间，尽可能避免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简单冲撞。假定在这个拍卖中确定了承接的地点以及津贴额度，那么这个额度应该看作是合理的市场定价，而不是政府的武断。对于其他公众来说，为什么给出这笔津贴，也可获得合理的说明。

“拍卖模型”能不能在中国实行？这需要在实践中去探索和试验。但是必须要明确一些先决条件。头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有社区基层民主，必须有能够反映民意的、有公信力的社区决策机构。倘若没有这样的民主决策过程和相应的民意机构，就不可能有代表去参加“拍卖”。其次一个条件就是信息充分和信息公开。需要有许多知识、数据、案例和材料，人们才能判断风险的概率，也才能形成自己的偏好，是更愿意冒险呢，还是更愿意规避一切风险。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互相信任与契约精神。共识和契约一旦形成，必须遵守，这就需要一个足够强的法制机构作为监督。

“拍卖模型”是一种模拟市场的运作方式，我们还可以设想其他类型的制度方式。比如说，按照家庭的垃圾产出量征收垃圾税，用于试验或实施更加绿色的垃圾处理方式，并且鼓励垃圾减量。这是高度依赖政府权力和政府管制的措施。又比如说，扶持各种公益或半公益的机构，辅之以大量持久的志愿者行动，促进垃圾分类、减量或者其他更加环境友好的处理方式。这是高度依赖公民社会与民间组织的方式。

“垃圾危机”的出现有多种原因，它的解决不可能靠单一的方式，而要靠先进技术、市场体制、公民社会以及政府管理共同组成的良好系统。而在中国条件下，公民社会的发展是最明显的短板。从这个角度来看，围绕着垃圾焚烧厂而广泛出现的“邻避运动”首先是好事。它揭露了我们身边的环境风险，提高了全体公众的警觉。由此还说明，如果不认真建立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机制与平台，最终焦头烂额的还是政府自己。（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