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出售特定的一元垃圾袋，市民扔垃圾时意识到自己扔出去了1元钱，就会尽全力减少垃圾排放。

马英九在台北做市长的时候，我曾与他共事多年。我从当时台北施行的一些环保政策看出，政策制订离不开对人的本性的了解，顺乎人本性而制订的政策才能最终成功。

和大陆一样，台北市民也使用垃圾袋盛装垃圾，并缴纳垃圾处理费。马英九刚做市长就面临一个重要问题：为台北选择新的垃圾填埋场，以便应付日益增长的垃圾。

台北市民的垃圾处理费是和水费绑定的，通过银行直接扣款，居民支付的费用通常和他们产生的垃圾不成正比，而且市民通常感觉不到花了钱，自然不会下功夫减少垃圾的排放。我们和马英九研究对策，规定市民必须使用政府销售的特定垃圾袋，每个1元，而且这种塑料袋须到指定场所购买。这样，市民扔垃圾时，就会意识到自己扔出去了1元钱，财产损失带来的触动会使他们尽全力减少垃圾。

这个政策产生了效果，台北的垃圾立刻变得仅用焚化炉就能处理完毕；到了后来，焚化炉烧完了新产生的垃圾，还能烧掉一部分垃圾填埋场里的垃圾。于是我们就可能逐渐腾空垃圾填埋场，新的填埋场也就无需规划了。选垃圾场和应付民众对垃圾污染的抗议等诸多繁杂工作，也在短时间内消失殆尽。据说直到马英九离任，那份新垃圾场的规划案还在抽屉里放着，再没有被拿出来过。

不过，这个政策在执行一段时间后变了味。塑料袋的成本低廉，只有几分钱，一些不法之徒伪造大量垃圾袋，并以低廉价格向民众出售，破坏了政府的政策。于是，有人提出在塑料袋上使用钞票防伪技术。当时我表示反对，因为这项政策不同于对垃圾袋进行高额收费，它不符合人的本性，不具有可操作性——根本不会有清洁工愿意在大堆垃圾中利用“验袋机”去寻找几只伪造的垃圾袋。这项垃圾袋防伪政策还是被实行了，事实证明，它没什么效果。

后来，我和同事到韩国考察时发现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韩国人也使用垃圾袋，但有意把垃圾袋做成大、中、小3个型号，颜色不一，而且一座城市的每个区使用的3种颜色都是独有的。假设一座城市有10个区，那么全城就有30种不同的垃圾袋。染色增加了垃圾袋的生产成本，在每种塑料袋需求量减小和生产成本增加的情况下，不法之徒的利润下降了，他们自然就会收手。这就好比为什么黑社会不会卖馒头、包子，而一定要走私海洛因，完全是因为贩毒这样的非法勾当能为他们带来暴利。韩国人设法限制了伪造专用垃圾袋可能产生的暴利，这就直击不法之徒的“七寸”，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彻底杜绝了“伪袋”的产生。

通过垃圾袋的问题，我越发感觉到，制订一项政策，不仅要能产生有利的结果，而且要将政策所涉及到的人的因素考虑进去，顺乎人的本性，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