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垃圾产生者只清理垃圾，并不进行处置；垃圾运输者只管运输，至于运到哪里，也缺乏强制规范；而垃圾处置方却只能饿着肚皮、空望金山。本应顺畅的产业链，却似断了线的珍珠，散落一地，难以成串。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我们不妨逆向求解。为何垃圾处置企业吃不饱？因为没有稳定供货方；没有供货方，因为将建筑垃圾拉到处置企业成本比拉到填埋场成本高。解决方案似乎已经了然:垃圾产生方支付这笔处置费，不就行了么？

　　这个方案行不行，我们再从正向来分析，看看污染产生者的选择。如果不将建筑现场清理干净，业主肯定不允许，所以，垃圾产生方必然会选择清理垃圾。可是，污染者作为经济个体，利润最大化是其目标。只要达到了把建筑垃圾清除出去的目的，谁会考虑它是否能流向建筑垃圾处置企业，更何谈从口袋里拿出更多的钱去支付更多的运输成本？可见，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污染者的支付意愿。

　　污染者不为污染担责，无异于将污染者个体应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全社会，转嫁给全体纳税人，建筑垃圾围城的本质正在于此。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因此，如何让污染者产生支付意愿，成为求解的核心。

　　对于所有的环境污染，国际通行的原则是“污染者负担”。这项原则的本质就在于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使价格充分反映生产和污染的成本。要实现这一目标，一般有两种手段，即命令控制型方法和经济刺激型方法。

　　在我国，原建设部2005年起施行的《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明确提出，建筑垃圾处置实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和谁产生谁承担处置责任的原则。但在现实中，由于这一规定没有强制约束力，对建筑垃圾进行处置又必然会增加成本，没有强制义务又无利可图，污染者怎么可能采取行动？污染者负担原则在我国的实践执行中形同虚设。可见，要想让污染者有支付意愿，政府的强制命令不可缺位。

　　在强制命令方面，河南省许昌市已经做出了尝试。许昌对市区建筑垃圾清运、处置采用了特许经营的模式，所有建筑垃圾都必须由特许的运输企业来运输，而特许的运输企业必须将垃圾送往规范的处置场所。在某种程度上，许昌通过控制运输这一个环节，间接地实现了对建筑垃圾产生方强制处置的目标。这是一种积极的探索，值得肯定。

　　将许昌的模式放之全国，可能并不一定适合。运输企业并非污染者，而处置垃圾本是污染者应尽的义务。同样，对于处置方式的选择，是填埋还是送往资源化利用企业，也是污染者应有的权利。许昌的做法虽然实现了强制处置，却对污染主体的限制不明确，也没能给污染者更多选择的权利，形成有益的市场竞争仍需观察。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从污染者入手，不仅要明确污染者的义务，还要赋予其相应的权利。处置由政府强制推行，而怎样处置交由市场运作，这是命令控制与经济刺激两种方式的有机结合，也是日本、韩国等国的成功经验。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明确了污染者和的义务和权利，就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矛盾；只要污染者这一主角开始发挥主观能动性，建筑垃圾处置产业链条形成也就水到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