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环境卫生秩序的建构，不仅需要制度化和规范化，还必须使外在的制度规范变为行动者内在的心理结构，亦即使制度规范的外在约束力变为行动者内心信念的自觉力量，这就需要精神文化和道德文化的支撑。

　　——刘崇顺(武汉市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

　　旅居国外时，曾对异域城市整洁的容貌、普通居民良好的卫生习惯、城市管理当局有序有效的环境卫生管理羡慕不已。以美国匹兹堡为例，这座曾经饱受工业污染之苦的滨江座山的城市，如今江水中看不到飘浮的垃圾，山体中、街道上、居民住宅的周边、公园等公共场所，从来不见有人抛撒废弃物。居民日常产生的生活垃圾，随时装入垃圾袋，连同打算淘汰的生活用品，按规定的时间分类置放住宅门前，由市政当局准时到来的车辆收集运走。

　　一回到国内，遭遇的完全是另一种景象，随时可能遭受垃圾的侵害。随意倾倒、抛撒、堆放各种垃圾废弃物的现象，一直是城市生活和城市管理中的一大顽症。近年来的调查结果显示，乱倒垃圾、乱扔杂物的陋习，业已成为武汉市的一大公害(7月5日《长江商报》)。

　　曾有论者分析过这种顽症的成因，并为医治这种顽症支招，认为这种顽症的重要原因是相关设施不完善、相关管理不到位，应该多在这些方面下工夫。这样的分析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可是，这方面的工夫下了不少，可城市的公共卫生治理就是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

　　7月1日，由建设部颁布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对城市生活垃圾的清扫、收集、运输、处置、设施规划及监督管理的标准，对各类违法行为的处罚，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理应成为治理上述顽症的利器。然而，从这部行政法规在武汉市实施的情况来看，市民的反应是一个“冷”字，认为上述法规“跟自己关系不大”、“不在意自己应该做什么”；城管部门的反应是一个“难”字，认为“新办法虽为执法确定了法律依据，但真正执行起来还有一定困难”(7月2日《长江商报》)。

　　管理者忧虑的“难”，根源正在于市民的“冷”。而市民的“冷”，正是城市环境卫生难以治理的深层原因。

　　对于城市公共卫生治理表现冷淡，其中含意就包括对随意抛撒生活垃圾的淡漠和容忍，也包含对自己这类行为的宽容和心安理得。按说，如何处置垃圾废弃物，如同怎样过马路、怎样穿衣吃饭一样，都是人在出生后习得的最基本的生活能力，亦即社会学所说的人的社会化、文化化或教化首先要完成的功课。可是，类似“如何处置生活垃圾”这样最基本的功课，许多人都没有完成，致使《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之类法规的实施，遇上了难题。足见“如何处置生活垃圾”这样的功课，看似事小，所涉甚大。

　　选择什么方式处置生活垃圾，对于个体而言，是一种行为方式、生活习惯；对于全社会而言，表征的则是一种社会风气、群体意识。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一种势力，对于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对于不文明的陋习、恶习熟视无睹、相安无事，这是最可怕的习惯势力，最可怕的集体无意识，也是城市生活垃圾管理难以奏效的重要原因。

　　现代社会学认为，社会制度安排或社会秩序建构与文化取向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必须重视社会秩序建构的“约前文化因素”或“前定文化因素”，即在某种社会结构、制度或秩序定型化以前，就已内化于行动者心中并决定该结构、制度或秩序内在取向和使之合法化的文化因素，因此它又是一种深层或潜隐结构。良好的环境卫生秩序的建构，不仅需要制度化和规范化，还必须使外在的制度规范变为行动者内在的心理结构，亦即使制度规范的外在约束力变为行动者内心信念的自觉力量，这就需要精神文化和道德文化的支撑。需要大力培育全体市民的公民意识和现代人格，大力营造维护环境卫生的舆论氛围，注重市民卫生习惯和日常文明行为的养成。

　　为此，《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的实施，连同其他管理制度的安排，都必须与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核心价值建设相同步、相融合，否则很难跳出事倍功半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