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法制办公布了《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明确规定如果居民倒垃圾不分类，乱倒垃圾，将被处以20元至200元罚款，违规的单位将被处以5000元至5万元的罚款。草案一经公布，随即引发了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尽管人们对垃圾的危害有目共睹，但采取高额罚款的方式来规范一种日常行为，难免遭到一些人心理上的抵触。于是看到有人在媒体上提出各种质疑，有人干脆问：如不能保持24小时监控，何以取证又谈何罚款呢？

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质疑不无道理，但北京以立法的方式规范垃圾分类的方式首先应该肯定。《人民日报》曾发表文章说，北京日产垃圾1.8万吨，每年增长8%，正面临“垃圾围城”的危机。其实不独北京，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垃圾围城早已是中国大陆的普遍现象，有数据指出显示，中国1/3以上的城市均深陷垃圾围城困局，现在除县城之外的668个城市中，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又据联合国环境署资料显示，中国城市固体生活垃圾总量居世界前列，每年产生垃圾1.5亿吨，存量已达70亿吨。

面对如此严重的环境问题，如何化解困局，如何突破垃圾围城的困境，自然是一项刻不容缓的社会责任。但也必须明白，培养公众垃圾分类的习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希望每一个公民为垃圾的产生和处理承担相应的义务，一“罚”了之的手段有些简单化。极其残酷的现实是，北京等8个城市试行垃圾分类历时近10年，非但收效甚微，而且乱埋乱放现象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固然与居民的环保意识有关，而政府主导作用不彰无疑也是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许多地方当政者以追求经济发展为基准，用GDP积累仕途资本，培养出了急功近利心态，尤其是在追求GDP的过程中，忽视环保、轻视污染已是普遍现象。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要求民众增强环境保护意识，或把垃圾乱扔乱放的主因归结到居民素质问题上，都有推卸责任之嫌。事实上，科学有效的垃圾管理取决于社会管理者有没有相对正确的理念，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中国出现垃圾围城的困境政府也难辞其咎。

垃圾的危害无须赘论，但无论是焚烧、深埋还是循环利用，必要的前提就是进行合理分类。这项工作貌似简单，如果由回收单位去完成，则有不能承担之重，因此从每个家庭开始落实无疑是正确的选择。尽管将垃圾分类放到相应的容器里不过是举手之劳，也必须正视一个现实问题，常识性的商品包装尚可分辨，一些新材料却没有明显提示，尤其是政府监管缺位，往往造成“两张皮”现象，因此用以罚代法的手段管理显然有些片面。

解决垃圾分类问题是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一方面需要民众强化环保意识，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强化管理手段，比如在立法过程中，应该想到如何规范生产企业用材，如何要求企业在明显位置标明是否可以回收标识等。这是最根本的源头，而能够抓住这个源头的非政府莫属。这一前提下，如果居民将注有“有毒”的垃圾放进可回收的容器中，再以罚款手段进行教育方能令人心服口服。

在这方面，美国、英国等西方一些国家垃圾管理制度可以借鉴，如美英实行的“垃圾分类实名制”等，但必须看到，他们操作的核心理念是奖励，因为他们认为谁为政府节约了管理成本，减少了国家资源浪费，谁就应该得到回报。其中不仅包括投放垃圾的普通居民，更包括生产企业和施工单位，还有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其做法是明令要求所有生产企业在产品上标注是否可回收标志，居民按标识对垃圾进行分类投放，政府派出专门机构进行监管，任何一方如有懈怠，都将受到严惩。遗憾的是，中国一些地方的管理者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通常把奖励变为惩罚，因此才经常出现像行人乱走马路罚款、使用塑料袋罚款那样的法律条款。不仅不能达到良好效果，反而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

其实，中国绝大多数人并不缺乏卫生意识，在对于垃圾问题的认识程度上同样如此，是什么原因使人们对公共环境没有丝毫归属感另当别论，最明显的实例就是“垃圾分类”提出10年之久，却始终难以落到实处。这不能完全责怪居民素质低不配合，政府有关部门走过场重形式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在街上摆放几个分类标签的垃圾桶，环卫工人清运垃圾时又混在一起拉走，如此虚伪的做法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

“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庄子的一句名言，引申到垃圾管理问题上，同样是关乎公众生存环境和公共卫生，关系民生安危、社会稳定安全的社会命题。具体说，中国若要从垃圾围城中突围，需从垃圾分类做起，而做到垃圾分类常态化，则需要从产品用材、质量标准、包装标识等一系列问题抓起，同时还包括环保教育、创造条件方便民众等诸多方面。总之，没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原天地之美），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内在的和谐（达万物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