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垃圾的事儿，挺让人郁闷。从报道看，“垃圾纠纷”在不少地方发生，仅广东就有两起。一起在深圳，宝安区一个在建的垃圾焚烧发电厂，由于当地居民的抗议，已经停工数月，进口的设备空撂着。建设方说，如果再这样拖下去，6亿元的投资可能“打了水漂”。另一起在广州，番禺区的数百村民，为了抵制一个准备开工建设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前几天竟到市政府门前“集体散步”，虽然没有发生冲突，但动静、影响不小。

垃圾处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许多发达国家都曾经遇到，也发生过不少冲突。因此，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出现些“垃圾纠纷”，也不足为怪。只要认真吸取前人的经验，结合各地的实际，理清思路、扎实工作，难题就能够逐步得到破解。

据了解，世界上垃圾的处理方法很多，有堆肥、填埋、焚烧、投海，以垃圾为原料养殖蚯蚓、制筑路材料、制砖、制石油、炼钢、产沼气，等等，而其中最为常用是堆肥、填埋、焚烧。世界上最早进行垃圾焚烧技术开发利用的德国，目前仍有多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柏林、汉堡、慕尼黑等大城市中民用电的近20%来自垃圾。德国环保水平世界一流，垃圾处理得当，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资源贫乏的东邻日本，也是垃圾处理的先进国家，同样从垃圾中收获多多，不仅有能源，还有许多资源得到了反复再利用。由此可见，垃圾也是财富，也很“经济”。

为什么垃圾焚烧发电，在我国一些地方遇了强烈抵制？很简单，就是附近居民担心遭受污染，这既有“理论支持”，也有“实践经验”。对于垃圾焚烧，我国的专家学者说法大相径庭，力挺者尽数好处，反对者言之凿凿。已经饱受环境污染之苦的普通百姓，只能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认定“污染说”不会是专家的凭空捏造。至于实践，那就是一些已经运转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发出的臭气！是否二恶英，居民无从鉴定，但日日被熏得难受，确是事实。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10个焚烧发电厂中9个没事，只要有1个冒黑烟、发臭气，“焚烧发电严重污染”的恶名就会近传远播，引起普遍恐惧。加上地方政府的“暗箱操作”，忽视与民众沟通，垃圾焚烧岂能不遭强烈抵制？

如何破解现实的垃圾焚烧困扰？一是对决策、对民众发挥重要影响的“专家们”，先自己真正把事情弄清楚，别再向社会提供截然相反的信息，加剧思想混乱。二是已经运转的垃圾焚烧发电厂，目前“没事的”，一定制定严密的防范措施，继续保持“清白之身”；存在污染漏洞的，则应赶快整改、堵漏，不要再充当反面的活样板，实在不行的，就应果断关门，不要继续祸害百姓。三是计划新建的项目，务必要采用最先进、最安全的技术、设备，务必透明操作，从硬、软两方面，争取民众的支持。

除了上述“治标”之策，笔者更建议有关决策者换换思路，来个“反弹琵琶”，把现实花在后期处理上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多地转到前期工作上去，实现“治本”。也就是更注重源头功夫，让垃圾从投放、收集、分类环节，就进入良性轨道，而不是简单搬家、统埋、统烧。

垃圾处理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经济链，需要从头至尾统一而非割裂的科学经营。现在普遍存在的毛病是“轻前重后”，矫正这种畸形，就要从软硬两方面入手，把前几个环节的功夫做足。软：持久、广泛地开展垃圾分类打包、投放的宣传教育，不能只一阵风，必须以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强势舆论，促进新习惯的养成；抓紧相关的立法、定规工作，以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强制旧习俗的改变。硬：组织社区专门队伍，像灭蟑那样，深入家庭具体指导分类装垃圾，严格监管垃圾收集，从源头最大限度避免垃圾混装乱投；垃圾集中后，应由专业队伍按性质进行细致的再分工作，把诸如纸张、塑料、玻璃等能回收的尽量回收再利用，没有回收价值的就让它们“各奔前程”，分别流向填埋场、堆肥场或发电厂。

建立垃圾经济链，既需要人也需要财。人，中国不缺，恰恰缺就业岗位；钱，多数城市恐怕也“不差”，差的是强烈的经营意识。就是财政比较拮据的地方，垃圾处理预算也不大可能是“0”。只有意识强、思路清，有限的财力才能使用得到位、合理，使垃圾处理不仅不是烦恼，还能有效带动就业、带来不菲的经济收益。2000年，日本的名古屋曾经历了一场“垃圾危机”——垃圾产生量大大超出了焚烧设施的承载量，而正是这场危机逼迫名古屋转变思路—将重点从后端的填埋、焚烧转向源头的控制、分类。短短数年，名古屋垃圾减少了30%以上，整个日本的垃圾焚烧厂也由最高峰时期的6000多座，减少到现在的1800座。

诚然，快速城市化中的中国，实现垃圾处理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只要方向对头，不断努力，就能少重复前人走过的弯道。否则，浪费了宝贵的人力物力不说，还会不停地扭秧歌，甚至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