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个名副其实的焚烧国度，至今仍拥有超过1400座垃圾焚烧炉，作为世界上最早应用垃圾焚烧技术的国家，日本70%以上的垃圾被推进焚烧炉，这一数据在世界遥遥领先。然而，专门研究废弃物处理的名古屋大学冈山朋子博士却对来访的中国人提出了忠告：千万别学日本！

　　在她看来，中国和韩国民间源于对二恶英恐慌而发生的反垃圾焚烧浪潮，在日本并未出现过，因为当二恶英问题被发现时，日本的垃圾焚烧厂早已遍布全国，“日本的焚烧历史太久了，发展经历也太特殊了。”

　　透过玻璃看到的是透明

　　“他们(中国的地方官员)提的第一个问题无一例外都是：遇到民众反对怎么办。”

　　本桥胜照是东京新江东垃圾焚烧厂(下文简称新江东)管理课事务系的系长(类似于中国的科长或小组长)，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接待参观。

　　在日本，到焚烧厂参观是每个小学生的必修课，而作为全日本最大的垃圾焚烧厂，新东江总是参观的首选。这座位于东京湾沿岸的建筑，单从外观上看，很难相信竟是一座日处

　　理垃圾1800吨的焚烧厂。隔壁的训练场上，东京都警察机动队正在集训，厂区周围既没有刺鼻的臭味，也不见路面被污损的痕迹。

　　焚烧厂的一楼大厅，是一个专门用于介绍厂区概况的报告厅，这个报告厅耗资近亿日元(约800万元人民币)之巨，每个座位前都设置了投票器，小学生来访时可以通过大屏幕进行智力问答，优胜者还会有奖品。为了吸引孩子们的兴趣，播放的DVD短片甚至采用了卡通造型。

　　本桥手上的日程表，密密麻麻登记着参观预约，其中不乏中国人的身影。9月上半月的预约中已有三个中国的团体，分别是中日友好协会、专家学者考察团和安徽省一正筹建垃圾焚烧厂的地方政府。“他们(中国的地方官员)提的第一个问题无一例外都是：遇到民众反对怎么办。”本桥笑着说。他的回答总是很简单：信息公开。

　　参观者顺着楼上的长廊，按照垃圾焚烧的工序流程参观。在每一道工序车间上面，参观者透过透明的玻璃可以看到下面车间里的一举一动，在玻璃旁，还会有一个电子显示屏显示车间内的基本数据。

　　在东京湾填埋场附近，排列着包括新江东在内的六个垃圾焚烧厂，如此密度，一方面可以节省运输成本，另外的原因则在于东京湾是相对人口稀少的地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市民们都不愿意焚烧厂建在自己居住地附近。

　　新江东每年的运转费用是800亿日元(约64亿人民币)，其中的450亿日元来源于政府税金，而另外的350亿日元则是针对企事业单位收取的垃圾处理费用。“我们的生存状况挺好，”本桥说，“任何有兴趣的市民，都可以来监督我们的财务状况。”市民们亦很少担心焚烧厂弄虚作假，因为厂方的定期报告比市民监督更为严格。

　　不久前，东京都的21家焚烧厂中的4家排烟检测器，测出气化水银浓度超标，尽管这个浓度并不会给环境带来多么恶劣的影响，但焚烧厂还是主动停止了运转，并第一时间向所在地区的居民通报。“通报的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是焚烧厂有信息公开的义务，同时也是教育市民和企事业单位要遵守垃圾分类。”本桥说，“之所以水银超标，是因为其中混入了不可燃垃圾。”

　　“我就是那只狡猾的狐狸”

　　“本来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斗争，最后转化为民众和民众之间的斗争了。”

　　事实上，焚烧厂并不是天生就愿意敞开怀抱，这是日本市民几十年斗争来的结果。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焚烧厂在日本，也曾遭遇过强烈的反对，但不是因为二恶英，当时的科学家尚未发现，那时的民意主要出于一种狭隘的心理：焚烧厂可以建，但不要建在我家周边。

　　东京都的武藏野市焚烧厂是另一个中国政府官员们的热衷参观地，因为这座建在人口聚集的市区内的焚烧厂，或许可以帮助回答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遭遇民众反对该怎么办？

　　还有一年就结束任期的后藤市长，希望在他离任前解决选址问题，然而他亲自挑选的一处地方，却被市民代表们在市民会议上强烈反对。

　　无计可施的后藤市长向做垃圾处理咨询工作的八太昭道求助，八太骑着自行车将武藏野市走了个遍，发现“想找到一片远离居民区的合适空地根本没有可能”，所以，“我建议市长还不如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直接丢给市民，直接让市民来参与选址”。

　　武藏野市至今仍津津乐道的经验就是，从一开始便确定了游戏规则。为了保证市民参与有章可循，首先确立了选址预备会规则，内容包括：由专家和市民代表组成的环境委员会推荐人员参加选址预备会，每个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参与，如果一年内选不出地址，则意味着市民没有做出选择的能力，就得接受市长的选址。市民们表示同意。“一开始就确立了游戏规则，而且是公开和透明的，更重要的是，无论这个地址选在哪，最终都必须在一年内有个结果。”八太昭道说，“换句话说，市长不用担心焚烧厂的地址没有着落了。”经过选址预备会的投票筛选，四个地方被列入候选，其中包括市长最初的选址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