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份，我从深圳市城市废物处置中心的“生产队长”岗位上退休，在家当起了“后勤部长”。肩上的重担放下后，一下子浑身轻松了，但心里却空荡荡的。后来我意识到，历经了28年的岁月，我已经对这份事业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尽管其间有过不适、心酸和艰辛，但同时我也历练得越来越心平气和以及有担当精神。

　　作为废物处理工人，我们在城市最不起眼的角落里，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埋头苦干、鲜少发声，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做好鹏城的“美容师”。同时从另外一个视角，见证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深圳环卫事业的现代化进程。

　　误打误撞进入卫生处理厂

　　1986年，我32岁，风华正茂，调入深圳市卫生处理厂。一开始，有些人得知我的工作是与病死禽畜、病菌近距离接触，会打趣说：“小伙子人长得不丑啊，怎么干这个？”还有人调侃我是“收尸佬”。每逢此时，我会感觉心底的委屈不知与谁诉说，因为我是误打误撞干上这行的。

　　我是基建工程兵出身，但在部队里面是打算盘搞预算工作。1983年，我随部队从西安南下深圳，支援特区建设。来到深圳不久，我们集体脱军装转业，进入企业，我被安排到当时的南洋企业公司的贸易部担任办公室主任。后来公司经营不景气时，我有两个去处，一个是高速公路指挥部，继续做预算工作；另一个是卫生处理厂，这两者都是属于当时深圳市公共事业管理公司的下设机构。我的第一志愿是去高速公路指挥部，但去早了点，还没开业，公司老总就对我：“你先去卫生处理厂待一段时间，等开业了再过去。”

　　卫生处理厂建于1964年，我去的时候，厂址是在文锦渡，占地5000平方米，主要负责销毁供港的感染病疫的和在运输途中病死的禽畜，以及不符合卫生标准、走私的肉制品。无论送来什么，都当垃圾处理。那里的工人基本都是本地人，年龄偏大、女性偏多。由于以体力活为主，老厂长看到我这一年富力强的男性劳动力来了，自然是喜出望外。我去报到时，他没让我去车间，直接把我带到了火车北站，说：“去看一下，熟悉熟悉。”

　　去到之后，我看到一辆4吨的货车刚卸下一笼笼死掉的青蛙、蛇，臭味熏天，一般人受不了。从身体的本能反应来说，我头皮发麻，胃里已经翻江倒海。但我是当兵出身，自制能力强，硬把恶心压了下去，装作若无其事，上前去帮忙。老厂长看在眼里，说：“一般人靠得那么近，会吐啊或掉头就跑，你什么事都没有，小刘你太厉害了！”其实他不知道我心里在暗暗叫苦，但我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当时的想法是：目前已别无选择，既来之则安之，尽快适应，把事情干好，千万不能丢人，有机会就尽快离开。

　　1988年，高速公路指挥部建好后，我去申请调职，才发现公司原来的允诺落空了，原因是我在处理厂表现出色，厂里需要我，舍不得我走。虽然我早就过了适应期，但我家里人因为我身处恶劣的工作环境，担忧我的健康，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还是想走。

　　我自己去找了另外一份工作——到盐田一个加油站当负责人，但这边公司还是不放我走，苦口婆心劝我留下。我几次去办手续，档案都被卡住了，想走走不成。一开始我心里是憋屈的，后来慢慢就想通了。我想到厂里那些老同志，清一色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如果他们想走的话，比我更有条件，特别是老厂长，曾经是个老革命，还光荣负过伤。他们都能安心地在这里工作，为什么我就非得挑肥拣瘦呢？而且从年初折腾到年底都无果，我安慰自己：“与其继续做无谓的消耗，还不如在这里踏踏实实地干好。既然他们能干，我也能干。”

　　与处理厂共度艰难岁月

　　当时，我们国家的交通力量有限，供港的生猪、活牛羊等鲜活商品都是通过闷罐一般的绿皮火车运输，不止慢，还不透气，而且车上的水和饲料等物资供应无法跟上，又是几千公里的长途，人都受不了，更何况是动物。但动物死掉后，半路是不能卸车的，只能到达毗邻香港的口岸城市时才统一清理。比如一车猪到了深圳，死亡率多则六七百头、少也有上百头。我们处理厂的职责是“运”和“烧”——等一清理下来，马上就运回厂里。由于锅炉的口径只有30厘米，整只猪根本没办法塞进去，就得磨刀屠宰，再放进去高压锅炉里面进行高温处理，最后再做油水分离。

　　由于是最原始的操作方式，废气和废水的排放成了“老大难”。在文锦渡老厂时，离口岸大楼只有1公里。白天，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废气直接就开闸向外排，烟雾冲出十几米高，空中瞬间弥漫着恶臭。又由于地势低洼，有时候夜间下大雨，积水半米深，来不及处理完的死猪就漂浮起来，景象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