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次
本文在回顾和梳理环境事实论与环境建构论的基础上，剖析了环境议题呈现的社会机制，并以Ａ市市民反对Ｌ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的过程为例诠释这一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议题的呈现机制包括了群体利益冲突、差异性认知和主张竞争、权力和资源及策略运作三个环节。环境议题不仅是客观环境现象的持续再现，更内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认知和判断；它的提出、表达和形成正逐步由“政府主导型”和“精英主导型”向“环境利益相关者共构型”过渡；环境议题呈现了不确定性和模式化趋势的特征，这既暗示了风险社会的到来，也见证了公众对环境公正和政治平等日渐强烈的呼声，以及市民社会成长与结构性限制之间的张力。
改革开放三十余载，环境问题与社会发展并行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相似的环境状况下，有的环境问题演化为倍受关注的社会焦点，而有的却遭受“视而不见”的冷遇；类似的环境问题，有的进入了政府议事日程并得到有效解决，有的却久拖不决或不了了之。因此，环境状况转化为社会议题的机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对此问题的分析既要认识环境利益相关者身处的社会结构，也要考察环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本文关心的问题是：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中，各环境利益相关者是如何认知和定义环境状况的；各方采用何种话语表达自己的环境主张；各方在认识和行动过程中受到哪些限制；他们掌握和动用了哪些权力与资源并采取何种行为策略，以及相互之间如何互动。
目前，关于环境问题的研究大多采用社会事实论范式，关注“社会看见了什么”，笔者认为，关注“社会如何看见”和“社会对这些客观事实如何反应”也非常重要。基于对社会现实的困惑和对既有解释的质疑，本研究以“社会转型加速期”为背景，结合利益相关者的构想，采用嵌入性单案例研究方法1，从而揭示环境议题呈现的社会机制。
一、两种视野中的环境问题
环境社会学内部有关现实主义视角与建构主义视角的争论由来已久。环境事实论预设环境问题的客观实在性，并主张从客观的社会事实和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分析问题的致因和影响。早期研究中著名的“艾里奇—康芒纳”之争，便是环境事实论的典型代表。艾里奇（2000）提出的“人口增长论”认为，环境问题的产生源于世界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增加必然要使用更多资源、占据更大空间、制造更多污染。同时代的康芒纳（1997）提出的“技术决定论”则认为，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具有环境破坏性的技术代替了不太具有环境破坏性的技术。尽管各执一词，但两者都承认环境问题由社会结构性要素——人口或技术的变迁造成。
作为环境社会学的奠基人，邓拉普和卡顿在吸取了邓肯的“生态复合体”思想和帕克的“社会复合体”思想后，提出了更为综合的生态学分析框架。他们强调环境因素的中心地位并着力回答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口、技术、文化、社会和人格系统等变量如何影响自然物理环境；二是自然物理环境由此发生的变化又是如何影响人口、技术、文化、社会和人格系统，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显然，研究者对环境、人口、技术、文化等客观社会结构性要素十分重视。此后，邓拉普和卡顿提出的“环境的三维竞争功能”亦能看到结构功能论和冲突论的影响。他们通过分析环境的三种功能（提供生活空间、生存资源和进行废弃物储存与转化）和功能间的冲突关系2，解释了当代环境问题的生态根源，但是，此模型的缺点在于没有涉及人类的社会行为是如何影响环境功能的，以及是如何加剧这些功能之间竞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