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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内输入特点以及媒体的政治属性，媒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困境重重。近年来媒体公共话语的兴起、新媒体的推动、参与性社会的形成，使大众媒体在公共事务上逐渐发挥其功能。本文以2009年广州番禺垃圾焚烧事件的报道为例，指出当城市公共政策出现公共性偏离时，大众媒体进行公共政策监督与调控的空间与路径：由此探讨社会转型期间如何建构与张扬媒体公共性，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2009年9月，广州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广州市政府最近的一项规划——一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将落户广州番禺大石街会江村附近，这一消息引起了广州番禺区居民的反对和抵制。随着事态的发展以及广州各大媒体对此全程报道，广州市政府最终在2009年1月宣布暂停番禺区垃圾焚烧项目的选址，并响应民意着手推进垃圾分类的实施。本文通过对此事中媒介参与的分析，指出当城市公共政策出现公共性偏离时，大众媒体如何成为公共政策的监督者和调控者；由此探讨社会转型期间，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脉络与国家一社会关系中如何建构与张扬媒体公共性，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一、我国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
1、公共政策的含义
公共政策是政府解决社会生活中公共事务、实施公共管理的重要途径。公共政策学作为政治科学、公共行政学的一门分支，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社会问题的日益恶化、市场的失灵，促使政府加强公共领域的宏观调控，公共政策学由此兴起。有关公共政策的定义较多，其中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认为公共政策的本质是政府对整个社会的价值（社会利益）作权威性的分配。他所谓的价值，包含社会上一般人认为有价值、想得到的有形或无形的东西，诸如权力、技能、财富、知识、安全等。“权威性分配”意味着公共政策制定的主体只能是政府这样的社会公共权威，即一项政策只有由政府机构采纳、贯彻和实施之后，才能成其为公共政策。随着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政府其职责和功能日益复杂化、多元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政府型的管理模式已经不符合当前社会、政治语境的变化；社会对政府单一治理主体在效率、有效性等方面存在质疑，促使地方政府也在开始寻求一种新的管理模式。“治理”（Governance）一词慢慢从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中走进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层面.西方治理概念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的多元化。也就是相对于传统行政的主体一政府，治理的主体既包括政府，也包括其它各种类型的团体和组织，比如市场组织、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等。政府不再垄断公共事务的管理权、适当的进行分权和放权、吸收其它主体参与公共事物的治理是其核心观念。将治理运用于城市管理，便产生了城市治理的理论。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注重政府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自上而下的支配、控制和主导作用，而城市治理，则强调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组织的精干，强调城市利益相关者对城市发展的）”泛参与，通过合力来促进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竞争力的提高，并最终形成多元主体治理模式。城市治理主要涉及到城市定位、城市规划、城市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城市治理活动的直接产出就是城市公共政策，解决城市生活中的公共事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