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农村垃圾，政府要积极作为
当前，农村垃圾问题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我国农村目前仍有6.5亿常住人口，每年仅生活垃圾就要产生1.1亿吨，这些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仅为11%，而城市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已经达到89%。农村垃圾影响的不只是农民的生活环境，更是已经严重污染农村的土壤和水体，甚至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有些村子的水井越打越深，原因就是垃圾污染了浅层地下水，威胁着村民的健康。
农村垃圾成为难治的顽疾，难在村民居住较为分散，日常收集垃圾的难度大、成本高；难在农村基础设施差，收集的垃圾难以运转出去，也难以就地就近处理。面对这样的顽疾，去年1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十部门联合下发 《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表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全国90%以上村庄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农村畜禽粪便基本实现资源化利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以上，农膜回收率达到80%以上；农村地区工业危险废物无害化利用处置率达到95%。 ”
实现这一目标，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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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工人春节“加班”不能变“值班”
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春节七天长假到来了，但不少职工由于工作需要仍需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个别单位却用“值班”的说法来代替“加班”，职工应有的“加班费”成了空中楼阁。比如郑州环卫工人老郭干了15年、春节7天都要上岗却没有加班费。
这是玩文字游戏，足见“东家”很任性，侵害了环卫工的权利，还遮遮掩掩。对此，不能只是舆论打抱不平。所以，监管部门获此信息后，必须第一时间派人调查，及时纠正。进而，节后要开展一次全面监督检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事实上，环卫工的待遇本来就低，曾经有媒体报道晒出环卫工手捧的工资单，一双手长满老茧且皲裂的手，每个月领到手的工资才千余元，无不令人感到心酸。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却非常重要。如果城市里没有环卫工，则臭气熏天，根本没法下脚，也没法居住。尤其春节期间人少、垃圾多，没有加班费，怎么对得起环卫工的付出？再者，凭什么不发加班费呢？单位没钱，还是加班费被人冒领了，恐怕值得追问。
这也暴露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环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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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餐厨垃圾须源头末端两边抓
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日前下发《2016年餐厨垃圾专项执法工作方案》，城管部门今年将加强对餐厨垃圾收集排放环节、运输环节和消纳环节的管控，并会同属地和相关部门逐步建立和完善餐厨垃圾处置全程监管机制，规范餐厨垃圾分类收集和运输处理，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
无独有偶，此前，《南京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该“办法”不仅规范南京餐厨废弃物的收运和处置，也明确将废弃食用油脂即地沟油纳入管理。
我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煎、炒、烹、炸名目繁多，食用油用量居高不下。而油光发亮的菜肴吃剩之后，大部分被倒掉，成了餐厨垃圾。因此，厨余垃圾回收早已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不少城市已积极行动起来，如山东烟台启动市区餐厨垃圾回收工程，对市内六区的餐厨垃圾进行统一收集、统一处理，日后擅自处理餐厨废弃物的单位将面临处罚。
面对日益增多的餐厨垃圾，不仅净化处理需要巨大的成本投入，在管理上稍有不慎，就可能成为“地沟油”的源头。因此，要树立源头减量化与末端科学处理并重的指导思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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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国：飞灰处置不能“敷衍了事”
我国生活垃圾焚烧取得了快速发展和长足进步，但飞灰的处理远不如人意，成为生活垃圾焚烧全过程污染控制和风险管理中最为薄弱的环节。由于缺乏可靠的统计数据，历年来我国飞灰真实的无害化处理率不得而知，但估计不会超过10%，这已经成为生活垃圾焚烧全过程污染控制和风险管理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生活垃圾焚烧中大部分重金属和二�f英被烟气净化系统截留而富集于飞灰中，因而飞灰是环境中重金属和二�f英的重要“汇”，是明确列入我国《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危险废物，适用于机械炉排焚烧炉飞灰，同样适用于流化床焚烧炉飞灰，不需要再做进一步的鉴别来确定其属性。这一属性必须明确坚持，否则将带来生活垃圾焚烧环境监管和市场竞争中的混乱。机械炉排焚烧炉飞灰产生量较小，约为入炉垃圾量的3% 5%；流化床焚烧炉飞灰产生量较大，约为入炉垃圾量的10% 15%。据此估算，2014年我国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产生量约400万吨，其中机械炉排焚烧炉飞灰约150万吨，流化床焚烧炉飞灰约250万吨。2014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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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中转站如何成为“蝶变”样本
坐落于惠州市区江北新湖公园的垃圾转运站成为“命运蝶变”的样本。这一垃圾转运站在开建之初就迎来周边居民最大程度的抵制和抗议，一度让环卫部门作出暂缓修建的妥协承诺。几经曲折，现在，它被本地媒体封为“惠州最美的垃圾转运站”：看不见污水、没有异味，还预留智能控制系统数据接口……媒体报道称，新湖公园垃圾转运站自去年9月运作后，不仅解决了周边垃圾转运问题，同时，实用美观的外观，与周边环境协调自然。
早些年，惠州市垃圾转运站大多数是单箱的，规模小，设计标准低，个别操作也不够严格规范，因长期超负荷运作导致垃圾转运站散发臭味，引起市民的不满。报道指出，新湖公园转运站的启动，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市环卫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该转运站彻底解决了现有垃圾转运站存在的各种污染问题，为下一步惠州市环卫系统设施的整体升级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前，市环卫局一名副局长也明确指出，未来惠州市建设的垃圾转运站都将以新湖公园转运站为样本，建设标准必须等于或高于新湖公园转运站。
就结果而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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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垃圾分类，为何十多年做不好
北京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却一直饱受“垃圾围城”的威胁。北京居住人口超过两千万，各种垃圾数量巨大。据统计，北京每天产生1.84万吨生活垃圾，如果用装载量为2.5吨的卡车来运输，这些卡车连成一串，能够整整排满城市三环路一圈。
解决“垃圾围城”要靠垃圾分类处理，通过垃圾分类，实现“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通过垃圾分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例如，东京垃圾无害化处理99.7%，最终填埋18%；巴黎对100%的生活垃圾进行了增值处理，包括回收利用和焚烧发电；瑞士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大部分是通过焚烧方式处理的，焚烧量约占80%，还有约15%的残渣、废物进入填埋场。
据有关资料，北京市从2002年开始推广垃圾分类处理，但十多年过去了，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从结果看，北京市采用填埋、堆肥、焚烧三种处理方式的比例分别为90%、8%、2%，三种处理方法中填埋对环境危害最大，会严重破坏土壤，污染地下水。
为什么北京市做不好垃圾分类？作为社会实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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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处理能靠政府包揽？
我国年产垃圾近10亿吨，存量垃圾高达80亿吨以上，很多城市面临垃圾围城难题，垃圾处理已不再是政府凭一己之力就能妥善处置之事。一些地方政府誓破垃圾围城，却调不动市场动力和社会活力，多年过去，仍然深陷垃圾围城困境。原因何在？在于没有打通垃圾处理的“两个一公里”。
垃圾处理的“最先一公里”就是正本清源，理清政府、社会公众和市场的关系，关键是要树立排放者付费和明确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分工，途径是打通排放者与处理者直接交易的渠道。
垃圾本来是产生者的私有品，但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大包大揽，这一制度惯性至今仍很强劲，于是，垃圾处理成为政府的事。而垃圾产生者和排放者成为看客，甚至抵制付费，并导致垃圾处理服务供求处于长期分离状态。
对此，必须正本清源，明确排放者负责原则。排放者负责的要义就是，垃圾排放者应负责妥善处理好自己排放的垃圾。排放者通常没有精力、没有处理设施来自己处理，可以委托有条件的处理者来处理。当然，得花钱购买处理者的服务。所以，排放者付费是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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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垃圾中转站赢得百姓信任
城市生活垃圾中转和处理的问题，不仅仅是在清远，在全省、全国范围内都存在着不小的争议。在个别地区还引发了不小的风波。不管于私于公，这都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而就笔者日常走访的情况来看，老百姓之所以对垃圾中转站或者处理站这么敏感，其中一个关键问题还在于对“建设和处理标准”的不信任。参照原建设部（先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在2006年组织出版的图书《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中提到的建设标准来看，目前清远市区一大部分的垃圾中转站都没有达到该标准。譬如要求选址地“不得邻近学校、餐饮店等群众日常生活聚集场所”，但是市区一些垃圾中转站就建在小区中间；又譬如要求“中型以上转运站应通过合理布局建构筑物、设置绿化隔离带、配备污染防治设施和设备等措施，对转运过程产生的污染进行有效防治”，但基本很难在市区垃圾中转站旁边看见这些配套设施；再比如，要求“配套的运输车辆必须有良好的整体密封性能”，但我们日常所见的垃圾车要么就是虽然盖着盖子却仍旧臭气熏天、污水横流，要么就干脆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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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为何重陷垃圾危机
台湾中部地区最近爆发垃圾危机，中彰投三县市有四万吨垃圾因为居民抗争、外县市涨价及拒收等因素无处可去，只能临时觅地堆贮，臭不可闻，也造成地方环境卫生威胁。经过环保部门介入协调，目前的垃圾量，估计最快要到九月以后才能处理完毕，亦即，各地居民必须与这些堆积如山的垃圾一起度过炎夏。
台湾20年前也发生过严重的垃圾危机，垃圾堆置街头无处可去，或者由民间业者偷偷运到其他县市山间谷地胡乱弃倒，以邻为壑，造成垃圾大战。经过那段痛苦教训，当局开始要求各县市自行兴建焚化炉，并规划资源回收，进行垃圾减量，不少县市更进而执行垃圾不落地、随袋征收等政策，至今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然而，20年后，何以垃圾战争又卷土重来呢？
这波垃圾危机，主要原因可归纳为三点：第一，若干“地方政府”因为民粹、投机、无能等因素，无法处理当地的民众抗争，致使县内焚化炉或垃圾掩埋场无法顺利运作或启用，必须仰赖其他县市协助处理。第二，代为处理其他县市垃圾的高雄市焚化厂，今年以“反映成本”为由调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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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明麟：真正发挥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垃圾的优势
近10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城市垃圾、城市污泥及危险废弃物的发生量逐步增多，对人类居住环境和健康的影响日益明显。
我国水泥工业积极参与对城乡废弃物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置工作。据统计，到2013年底水泥窑协同处置生产线已投产运行约30余条生产线，年处理废弃物246万吨。其中，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投运12条线，年消纳处理生活垃圾约180万吨；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投运9条线，年消纳处置污泥约54万吨；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投运13条线，年消纳处置危险废物约12万吨。这对于资源循环再利用、加强环境保护和水泥工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真正发挥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垃圾的优势，继而带动水泥工业绿色转型升级，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关键在3个层面的改革与创新：一是做好顶层设计，确保政策落实；二是突破体制障碍，变革运转机制；三是企业科技攻关，承担社会责任。
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要加强制度创新、推进法治化建设。建议国家“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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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