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垃圾焚烧飞灰日产量将超30万吨 亟需妥善处置
“飞灰”是垃圾焚烧的剩余物，垃圾焚烧产生的致癌物“二恶英”90%都在飞灰中。未经固化处理的飞灰处理不当，其中大量的重金属及二恶英会造成严重的污染事故，危害居民健康。2010年，澳门垃圾焚化中心因违规处置飞灰，导致二恶英及大量有毒物质随飞灰飘到各处，遭披露后引发民众抗议。据澳门新闻局披露，卫生局为522名居民进行了健康检查，有123人有健康异常情况，其中49人需要进一步跟进。2013年12月，武汉市垃圾焚烧厂“飞灰”扰民问题，再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垃圾焚烧的关注。据统计，2011年全国城市垃圾焚烧量为2599.3万吨，如按飞灰量为焚烧垃圾量3%估算，全国年产生78万吨飞灰，约50%的飞灰没有得到妥善处理。
目前，全国仅有少数几座城市在进行垃圾焚烧飞灰处理。一方面，飞灰处理成本很高。早在2008年，飞灰就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是焚烧残渣的第一项，只能在危险废物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费用约为2000元/吨。2008年《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规定》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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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飞灰管理的现实选择
编者按
2013年底，湖北省武汉5家生活垃圾焚烧厂日产约560吨飞灰违规处置被曝光，焚烧飞灰乱局由此推至台前。垃圾焚烧飞灰究竟应如何管理？本期《海云谈》与读者一同探讨现阶段符合中国国情的处置方法。
一问：十几年来，真的能够定期检测飞灰中二恶英以及飞灰浸出液中危害成分浓度的垃圾焚烧厂有几家？
二问：采用炉排炉技术的焚烧飞灰即使测出某批次二恶英含量高于限值，添加一些其他渣土稀释一下， 是否可以算达标？如果不算，流化床焚烧炉通过加煤及流化特性，飞灰量同比增加数倍，不也相当于稀释？
三问：一些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的示范工程声称“吃干榨尽”，能够把生活垃圾全部协同处理（不包括水分）， 那么焚烧飞灰是否应该也能轻而易举消化掉？
四问：截至2013年底，我国已经投入运行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有170座之多，焚烧飞灰是否都按照危废管理了？ 总量有多少？
五问：如果飞灰按照危险废物管理，飞灰日常监测一个月一次，二恶英含量是否应列入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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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应加快垃圾处理市场化步伐
广州市市长陈建华日前在部署今年广州深化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时透露，要积极引入社会资本进入社区垃圾分类以及垃圾分类收运市场，不断降低行政成本，扩大收运能力，努力做到垃圾分类开展到哪里，分类收集和分类运输就跟进到哪里。
对于那些欲进入垃圾处理行业而不得、在市两会上高呼“民企一点垃圾都拿不到”的民营企业主们来说，对于一直呼吁“破除垃圾处理垄断，当终止广日集团特许经营权”的公共议政人士来说，这一表态虽然尚未有更多的配套细则出台，但已让人感到弥足珍贵。
事实上，广州的垃圾处理市场化程度不够，进而制约了垃圾分类的进展，已经成为包括市城管委在内的多数人的共识。那么，如今既已有“引入社会资本”的表态，我们不妨就来探讨一下：社会资本进入垃圾分类收运市场，将会面临哪些问题?
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在广州垃圾处理市场事实上已被广日集团垄断的情况之下，具体开放哪些领域给社会资本?有关负责人明确提到的两块领域，一个是社区垃圾分类；一个是垃圾分类收运市场。开放这两块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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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老旧垃圾焚烧厂污染问题如何解？
龙岗区红花岭垃圾焚烧厂自1998年建成投产后，因其设备老旧及对垃圾渗漏液处理不当等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污染问题已经困扰周边市民和地方政府多时。这一困境在我国城市中应当说很具代表性。深圳市近十几年来城市化速度加快，人口剧增，土地稀缺，城市建设的新旧规划难以衔接，越堆越高的垃圾山让设施老旧的垃圾焚烧厂难以招架。此种情形下，老旧的环保设施沦为公害设施，其去留影响周边数以几十万计的居民乃至全市人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应当正视的是，对于环保设施所致污染，行政执法措施及效果都十分有限。环保部门、城建主管部门除了对之查处罚款、要求限期治理之外，责令造成污染的垃圾焚烧厂关闭或迁移存在着现实障碍：一旦关闭垃圾焚烧厂，源源不断产生且未得到处理的垃圾将产生更大的环境风险;而另择他址建设垃圾焚烧厂也不现实，由于经常出现在许多重大环保争议中的“不要在我家后院症候群”(Not In My Back-yard Syndrome，简称“邻避”)的存在，光选址问题就很难解决，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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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为何不积极推进垃圾焚烧厂建设
香港曾在2008年将屯门曾咀和毗邻石鼓洲的人工岛作为兴建垃圾焚烧厂的可能选址，由于遭遇屯门当地居民和议员反对，加上深圳居民对相隔4公里外的香港垃圾焚烧厂心存疑虑，相关环境评估一度进展缓慢。
香港目前的垃圾处理形势如何？为什么选择填埋处理，而不积极发展垃圾焚烧处理？
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局局长黄锦星日前发表《香港家书》文章向市民呼吁，香港的垃圾处理危机已经相当严峻，现有的垃圾处理设施能力正在接近饱和，扩建现有的3座垃圾填埋场以及兴建生活垃圾焚烧厂已经刻不容缓。
香港虽然经济发达，但垃圾处理显然相对落后，目前生活垃圾主要采用卫生填埋处理。台湾、澳门、新加坡、日本等地的生活垃圾处理早已经采用焚烧发电处理方式，而香港第一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还处于前期准备阶段。
据黄锦星介绍，大屿山石鼓洲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3000吨/日）最快也要到2022年投入运行。也就是说，在2022年以前，香港生活垃圾可能只能全部通过填埋处理，那么，现有的生活垃圾填埋场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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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垃圾分类“绿色账户”模式值得推广
根据上海市有关部门关于垃圾分类探索形成“上海模式”的要求，为提高分类实效，鼓励市民养成分类投放习惯，2014年，按照“总体规划、分步实施、调整优化、逐步推广”的原则，上海市松江、嘉定等三个区率先加大了垃圾分类的小区推行。其中的一个有效做法是：建立、完善和拓展居民垃圾分类“绿色账户”积分制，将部分商家的优惠活动整合到“绿色账户”平台中，利用以积分换取礼品和各类优惠的激励方式，使得参与垃圾分类的居民们切实享受到服务、获得便利、得到实惠，进而引导居民更加自觉地加入到“绿色账户”公益行动中来，逐步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笔者以为，建立“绿色账户”，让居民从参加垃圾分类中得到实惠的做法，很有推广价值。要让生活垃圾分类，成为一项全民参与、人人践行的日常习惯与自觉行为，仅仅靠宣传、或在小区里设立若干分类垃圾筒，看来是难以“马到功成”的。居民掌握了垃圾分类的知识，并不等于就能水到渠成地把垃圾分类做好做实。要让居民们知行合一，将垃圾分类视作为自己的分内事来做，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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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围城”困境怎么破？
北京，日产垃圾1.8万吨；上海，日产垃圾1.9万吨；广州，日产垃圾1.8万吨……在中国，一座座垃圾山疯狂侵蚀着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
“垃圾围城”困境怎么破？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是业界公认的最终出路，而减量化是先决基础。早在2000年，当时的建设部就确定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14年过去了，试点依旧还在试点。“垃圾减量分类工作已经开始起步”，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有关负责人的表述耐人寻味。
对于每个人来说，垃圾分类会多花时间和精力，但在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面临巨大挑战时，一切理由皆不成为理由。垃圾分类是全社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个人、家庭、社区和政府无一可袖手旁观，需要全社会再造一套科学、可操作的行为规范。
20多年前的台北市，也存在严重的垃圾问题：企业乱排污、百姓乱扔垃圾。从环保教育入手，倡导前端垃圾分类投放，十余年如一日，台北居民遵守着严格的垃圾分类制度，自觉将家庭垃圾分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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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收费对促进垃圾减量作用有限
生活垃圾产生量与消费直接相关，有什么样的消费，往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垃圾，如果不能抑制消费，自然也就不能抑制垃圾的产生。
那么，生活垃圾计量收费对生活垃圾减量的作用有多大呢？韩国的实践值得思考。
韩国1995年开始在全国实施生活垃圾计量收费，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全国实施生活垃圾计量收费的国家。在此之前，德国、瑞士、日本等虽也实施生活垃圾计量收费，但都是在部分地区。
生活垃圾产生量随着经济以及城市化发展而变化，韩国1991年达到人均2.3千克/日，到1994年降到1.4千克/日，1995年开始全面实行计量收费后，生活垃圾人均产生量降到1.1千克/日。此后，1996年生活垃圾人均产生量也是1.1千克/日，1997年到2010年基本稳定在1.0千克/日。
韩国生活垃圾产生量从1990年代初的人均2.0千克/日，下降到1996年人均1.0千克/日，主要原因不是生活垃圾计量收费，而是生活能源的改变。
随着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煤炭作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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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金不昧反被诬，到底尴尬了谁？
51岁的许正军是浙江义乌市环卫工人。1月15日下午，他在路边捡到一只包，当晚归还了失主。当时，失主对他感激万分。没想到第二天，失主又向义乌市环卫处投诉，称许正军拿走了包里的钱，并称许正军“不是好人”。（环卫科技网）
环卫工人捡拾钱包并主动归还失主，反被失主称“不是好人”。拾金不昧反被诬，到底尴尬了谁？
看到这则报道，笔者想到了近年来发生的很多类似的事情。
事例1 2000年2月3日下午，天寒地冻。顾某驾车因避让行人不当致车翻入河中。正在现场的安徽省芜湖市施洪权奋不顾身地数次潜入水中营救，将车中施某及其女儿、顾某之女共3人救起，顾某亦被其他群众营救。由于在救人过程中，施洪权在冰水中浸泡时间过长，后发高烧数次入院治疗，前后共花费医疗费用9091.35元。因家庭贫困，他希望被救者适当支持，却遭拒绝。
事例2 2002年5月28日凌晨，梁某因疏忽导致家中发生火灾，听到呼救声后，梁某的邻居、安徽省芜湖市谢小云挺身而出，奋力灭火。但谢小云因在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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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工为何有体制内外之分？
1月4日，哈尔滨市举行环卫系统公开招聘人员培训结业式，448名面向全国招聘的事业编制环卫工人正式走上清扫保洁作业一线。据了解，本次公开招聘最终录取的448名环卫工人中共有7名研究生。此前招聘时共有2954名本科生、29名研究生成功报名，其中22个研究生因对环卫工作认识不够落选。热衷于谋求一个体制内的身份不仅仅是为了稳定，落户到城市会带来就业、教育等很多优势，所以落选者之一的王洋语出惊人:“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
这条新闻之所以吸引舆论眼球，显然是以“研究生争当环卫工”为关注的焦点。有网友调侃说，“小时候，看到街上扫大街的阿姨，冒着凛冽的寒风在辛勤劳动。妈妈说，你将来不好好学习，就干这个了。结果长大了才发现，只有好好学习，才能干这个。”还有人说研究生当环卫工是浪费国家教育资源，是糟踏他们父母的血汗钱。其实，劳动本身并没有贵贱之分，环卫工作不是只有老年人或者低学历的人才能干。相反，环卫工理应获得全社会的尊重，研究生当环卫工谈不上屈尊，只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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