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厨垃圾处理须先破除背后的利益纠葛
广州“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正在征求民意。该办法将餐厨垃圾列为严控废物，酒楼不按规定处理餐厨垃圾可罚3 万元，而用潲水直接喂猪最高可罚1 万元。
广州的宾馆酒楼日产上千吨餐厨垃圾何去何从，一直颇为棘手。不是无去向，而是自成市场消化了。最直接的是输向私人养猪场，还被“提炼”出祸害食品安全的潲水油。就此，早有呼声立法严管，相关办法也曾连续3 年列入政府规章制订计划， 还成为2008 年度正式项目，但最终止步于征求意见阶段。
时隔几年之后这一“办法”再被捧出， 因规定宾馆酒楼和加工者均要受罚，且罚款够狠，被寄予“潲水油问题可得到遏制”的厚望。不过，笔者还是觉得，若据此断言“潲水处置走上正道”，未免过于乐观。且不说有“控烟条例”实施一年仅开出4 张罚单等先例，就餐厨垃圾背后的利益纠结而言，已经不是只要“有法可依”就可轻而易举破解的。
必须看到的一个现实是， 由于餐厨垃圾的处理长期被忽视，加之处理厂建设的滞后，几乎所有的宾馆酒楼要么直接将潲水倒进下水道，要么卖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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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政府须做两事
广州城管委官员8日表示，最终决定番禺垃圾焚烧厂建设时间表的是广州市民。
关于垃圾焚烧，政府和公众一直处于紧张而含糊的关系中。政府态度时而缓和，时而急进，让涉事公众除了坚持一贯的信念之外，别无选择。从最早的垃圾分类，到今年的厂址“五选一”，再到现在的“时间表未定”。官方从未走出焚烧的思路，可见真实的步骤其实一直就在政府手中。既然预设了这个项目的正确性，有关部门就只会不断为焚烧的思路进行修补，自己走上华山一条路。
民众虽然不是专家，但有自己的判断： 这就是觉得不焚烧比焚烧要好，选址离自己家园远比近好。第一个是出于对既有焚烧厂普遍形象不佳引起的。第二个是出于对自身安全考虑。政府要消除大家的疑虑，就该对症下药。
第一个疑虑是公民之虑，对现有的李坑焚烧厂， 官方一直回避全面调查、赔偿和检讨。若政府不吸取前车之鉴，民众又怎么能期待番禺焚烧厂会成为一个天使般纯洁的项目呢？
第二个疑虑是人之常情。若焚烧厂形象真的很美好，为何不建在天河，建在靠近政府商场写字楼的周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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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餐厨垃圾难题 政府需要转变思路
地沟油、潲水油，让人“谈油色变”，政府也采取措施要解决地沟油和潲水油处理加工市场的混乱。资料显示，广东省有严控废物处理许可证的企业有33家，其他有处理餐饮垃圾资质的仅7家，这其中广州才有1家，而这家广州市唯一的正规处理餐厨垃圾的公司由于收购不健全，餐厨垃圾处理一直处于“吃不饱”的状态。
目前，广州市日生产餐厨垃圾上千吨，但真正通过正规处理的仅仅2 .4吨。其余大量的餐厨垃圾被个体户收走，变成猪食或被炮制成潲水油。因为收集太难，广州市这家正规公司根本竞争不过那些个体户。原因是，正规公司处理餐厨垃圾要向产生这些垃圾的餐饮企业收费，而个体户却是向餐饮企业买这些垃圾。一个给钱，一个要钱，这是正规企业处境艰难的症结所在。
如何让餐厨垃圾处理走向正规，走向正途？我认为，要搞好餐厨垃圾处理，关键是转变思路。
一是政府要放开经营，培育市场，形成良性的企业竞争。从1998年至今十几年过去了，广州只有一家有资质的餐厨垃圾处理企业，指望一个企业把日产上千吨的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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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处置建筑垃圾要把握三个关系
建筑垃圾，俗称渣土。随着城市现代化改造和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筑垃圾的产量日趋加大。因建筑垃圾不当处置而引发的破坏生态、侵占土地、污染水源、影响市容等诸多矛盾和社会问题，已经成为政府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面临的重大挑战。笔者认为，全面认识并统筹处理好三个关系是使城市建筑垃圾消纳处置走上科学化之路的基础和关键。
首先，在空间上要把握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在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地的空间位置选择上，应该从城市的自然空间结构、地形特点和城市开发成熟度全面权衡，通盘考虑，正确把握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确定消纳场所。一般常见的项目开工，第一个步骤就是清理表层废土废渣（一些高层建筑还需下挖基础并产生大量余土），对大量的建筑垃圾及土方必须及时清运和消纳。此时若不经科学论证和规划，只贪图看似最理想的运距，企图节省成本，将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在项目周边的空间内，那么极易造成重复建设和浪费。因为一旦这些消纳地又要启动新的建设项目，比如建房，修路，往往又需重新开挖、清运，就会造成同一建筑垃圾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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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处理选址“公共讨论”不能偏离原意
番禺垃圾处理厂 选址“五选一”又变“七选一”？前日，番禺规划分局在番禺政府网上发布信息称，番禺区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分局初步拟定了7个地址作为番禺区的垃圾 综合处理厂选址方案，这些方案将在近期予以公示。
“五选一”方案来源于此前市城管委和番禺区市政园林局的说法，现在番禺规划分局透露的方案则是“七选一”。究竟哪个方案更为可信，番禺区市政园林局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表示：无论从几个选址中选，都会向市民公开。言外之意，方案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会向市民公开。
公开情况进行得如何呢？针对市民最为关心的选址问题，城管委有关负责人一开始避而未答，随后称此事应由属地区发布。而番禺区宣传部门则表示，该项目是广州市牵头的项目，对于选址问题的发布，都需要通过市规划局和市城管委定下来后，才能公之于众。
鉴于垃圾处理厂对周边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性，选址在哪至关重要，公众对相关信息的渴求程度有多高可以想见，但市级部门与区级部门在这一问题上连口径都没有对上，着实令人错愕。对不上口径的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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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垃圾分类，请政府紧跟市民的脚步
番禺区丽江花园部分居民自发垃圾分类一个月，收集了6袋有害生活垃圾，苦于无法处理。前天是广州市城管委接访日，市民把这些收集起来的有害生活垃圾委托给城管委处理。送垃圾的市民称：给城管委送有害垃圾，就是为了“点拨”他们一下(《南方都市报》报道)。这“行为艺术”很有一点幽默感，传达的信息也非常明确：市民已经行动起来了。
在城市里推行垃圾分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政府与市民的配合，节奏一致，彼此响应，互相推动。垃圾处理有三个环节——源头收集、中间收运、终端处理，一般说来，需要市民配合的只有第一个环节。推行垃圾分类的主要动力来自政府，迈出第一步的也应该是政府，制定法规、配置基础设施、宣传动员，市民相对处在被动配合的状态下，只是被动员接受垃圾分类、按照规定执行垃圾分类。但在广州，尤其是在番禺的几个试点小区，居民践行垃圾分类的积极性远远高出“一般情况”。
垃圾围城迫在眉睫，垃圾分类可以从源头上减排，世界各地的经验证明，分类如果做得好，减排效果非常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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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背后的利益推动力
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副会长陈泽峰在此间提出，2015和2020年中国城市垃圾年产量将达1.79亿吨和2.1亿吨。在中国人多地少、能源紧缺，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现实情况下，垃圾焚烧发电，是符合国情最明智的选择。(中国新闻网)
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垃圾围城”的困境是不得不面临的一种现实。面对年产上亿吨的垃圾，我们该如何处置？对这一课题，无论是学者还是公众都有诸多争论。
从现有技术来看，对生活垃圾的处理主要有卫生填埋、生物堆肥和焚烧发电三种方式。而公众对于垃圾焚烧的意见最大。这一点从广东番禹垃圾焚烧项目事件中就可窥见一斑。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上马垃圾焚烧项目，投资数额、投资规模都是空前的，而民意焦虑却是在逐年增长，以至于在广东番禹达到顶峰。除了公共决策需要公众参与之外，番禺事件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垃圾到底烧还是不烧？
专家们只说，垃圾应该焚烧，必须焚烧，却没有给予公众足够的理由，譬如垃圾焚烧造成的空气污染问题，公众需要一个真相。从现有资料来看，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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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怎样公示才算“信息透明”
北京朝阳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区中的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等两家单位，将焚烧尾气的重要参数向公众开放，通过LED显示屏公开在线监测数据，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尘等，但有居民质疑为什么没公布二恶英和重金属这两大重要污染数据(《新京报》3月17日》)。
面对居民的疑虑，政府和企业相关人员或许感到无奈，因为他们已按照国家标准，做出了坦诚的表率，觉得已实现了“环境信息透明”。
要论我们的环境信息公开，看起来是透明的，各地的政府和企业，其实每天都在公布水环境和空气环境的“实时数据”，然而公众时常不买账、不信任，除了怀疑信息由政府或者企业主导、存在造假的可能性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公示的信息本身有着诸多漏项。
以水污染为例，按照国家饮用水检测标准，应当检测106项指标；如果用这样的道理去衡量污水，那么污水中需要检测的指标应当更多而不是更少。然而，环保部门至今只检测两项指标：COD(化需氧量)和氨氮。COD还不是具体的物质，而是“用化学方法把水体中所有有机物全部降解所需要的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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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垃圾处理可尝试“排放权交易”模式
由于民众反对，广州放缓了垃圾焚烧厂的新建计划。然而在解决垃圾问题上，政府仍缺乏合适的对策。广州市民盟近日提出构建垃圾排放权交易体系的设想：测出环境容量，确定排放权，建立排放权交易市场；各区和企业、排放方和处理方进行交易；少排的可出售指标，多排的就要购买。业内资深工程师撰写了整套方案，并将作为提案提交两周后举行的广州两会。
垃圾排放权交易是一种经济手段，兼有惩罚和鼓励的效用，有助于树立垃圾排放与处理的责任意识和成本观念。通过排放权交易，还可以在市区内部形成由经济手段转化而成的行政压力，并促成这些压力在垃圾减排、分类回收、终端处置等方面的传导和配置，迫使政府和企业主动转变思路。显然，这些都是广州紧缺的，对破解垃圾处理的僵局具有现实意义。
按照现有垃圾排放的增长速度，广州兴丰垃圾填埋场将在2012年封场。不考虑焚烧厂的适用与否，垃圾围城很可能是最迟3年后广州要应对的形势。从这个前景推演并寻求垃圾处置的模式，政策偏重于单纯焚烧。大量财政资金被注入焚烧厂项目，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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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地沟油” 需有新思路
又一轮围剿“地沟油”的行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3月1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严防“地沟油”流入餐饮服务环节的紧急通知后，广东、云南等省展开突击检查，集中捣毁“地沟油”黑窝点。
“地沟油”，餐余倒进阴沟后回收的食用油，到底造成了多大危害？至今还难以精确统计。有机构推算，目前我国每年流回餐馆的“地沟油”约有200万—300万吨。我们在外面吃10顿饭，可能就有1顿会碰上“地沟油”。
无论这样的推算是否准确，“地沟油”悄然流回餐馆，都是不争的事实，否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紧急通知，岂不是无的放矢？
现在的问题是，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杜绝“地沟油”流向餐桌，谁来管？如何管？
“地沟油”到底归谁管？我国对“地沟油”的监管涉及卫生监督、食品安全、工商管理、质量监督、环保、市政市容等多个部门，由于管理难度大、成本高，“谁都管”变成了“谁都难管”。监管的缺失，给不法商贩提供了“黑色产业”的膨胀空间。因此，进一步明确监管部门、监管职责，是规范“地沟油”回收利用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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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