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纸消费 促进垃圾减量
纸的消费是衡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一个重要指标。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环保署公布的2012年美国城市垃圾年度报告，2000年美国人均纸消费量高达283千克，2000年以后纸的人均消费量呈下降趋势，但直到2012年人均每年的纸消费仍然高达198.3千克。
根据中国造纸协会2013年度报告显示，我国2001年人均纸的消费量只有29千克，只相当于美国同期的1/10。近10多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能力的提高，纸的人均消费量有明显提高，到2013年人均纸的消费量达到72千克，和美国下降趋势相反，我国人均纸的消费量不断增加。
纸的人均消费量的增加将带来废纸量的增加，例如，2012年美国废纸回收率达到64.7%，但人均废纸废弃量仍然高达70.1千克，与我国同期人均纸的消费量接近。 同一时期美国废报纸的回收率为70%，废纸箱的回收率为90%，而废纸巾、废纸杯等则回收率很低可以忽略不计。
而2013年我国的废纸回收率为45%，没有确切的废报纸和废纸箱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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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和循环利用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高速发展时期，随之产生了大量的建筑垃圾。仅2012年我国产生的建筑垃圾就达15亿吨，其中，进行资源利用的不到5%，而欧美发达国家的利用率在95%以上。加强城市规划设计的科学性和透明度，杜绝“短命建筑”，实现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和循环利用，对于解决垃圾围城问题至关重要。
目前国内建筑垃圾产生及处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国不少建筑未到使用年限即被人为拆除。例如：寿命不到30年的云南第一高楼昆明市老年工人文化宫被爆破拆除；耗资8亿元、使用寿命仅为9年的辽宁沈阳绿岛体育中心被拆除。一些城市普遍面临“规划赶不上城市发展速度”之惑，建筑短命正成为城市通病，由此产生了大量建筑垃圾。此外，居民装修施工每年也产生大量的建筑垃圾。
建筑材料在生产过程中会对土地和山体造成破坏并且严重污染环境。拆除旧建筑和建造新建筑的施工过程中，不仅造成粉尘和噪声污染，而且产生大量的无法自然降解的建筑垃圾，破坏土壤结构。
目前国内建筑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3种：大部分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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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抓手和推手巧推垃圾分类
（一）对垃圾分类的争议及其危害
当前，社会各界对垃圾分类存在一些争议，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一是垃圾分类目的，究竟是为了厨余垃圾分类处理，还是为了强化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又或是为了提高焚烧处理效率，或减少填埋处置量，长期争论不休；二是政府、企业与社会公众在垃圾分类中的作用，政府主导或引导、排放者有无义务、如何收取排放费、是否应该企业化运作等问题一直没有定论。此外，在是否定时定点等一些具体措施也广受争议。
正因为在垃圾分类的一些基本要素方面都存在争议和不正确认识，导致垃圾分类缺失抓手、推手、巧手和先手。结果就如同报端形容，如北京《垃圾分类走不动，投入不够还是管理多头》、《东莞垃圾分类试点三年，5000万投入换来举步维艰》、广州《垃圾分类几时到我家？》和《上海再推“大象屁股”》等，给人印象是垃圾分类真如大象屁股——推不动。
（二）垃圾分类的国际经验
垃圾分类涉及一些基本要素，可概括为分类目的、主要事项、主体、时间、地点和措施。明确这些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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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解决农村垃圾问题的关键？
乡镇农村垃圾治理正日益受到政府与社会重视，许多省市先后出台了城乡垃圾处理服务一体化的工作意见和实施方案，冀图通过“村收、镇运、县处理”模式的推广应用和“一镇一站，一村一点”布局的垃圾收集转运站点建设，实现城乡垃圾处理服务一体化。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广大农村地区，即使是垃圾收集转运站点建成投产地区，仍然普遍存在“屋前屋后垃圾场”、“垃圾靠风吹”和“垃圾靠水冲”现象。
综观各地乡镇农村垃圾治理的现状，纵观一些先行地区农村垃圾治理经验的演变，笔者认为，阻碍乡镇农村垃圾治理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是治理要素资源短缺，具体表现是责任主体缺位、处理模式僵化和经费紧张。
责任主体缺位。在很多地区，广大村民，甚至村委会，没有自主自治概念，较为依赖政府提供收集容器、转运工具和处理设施，并承担相关费用，甚至承担村社保洁的相关费用。他们普遍认为政府应该是农村垃圾治理的第一责任主体，似乎垃圾治理就是政府的事。
处理模式僵化。地方政府僵化理解“村收、镇运、县处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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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计量收费应重新考量
最近，我参加了广州市城管委召开的广州市垃圾分类计量收费讨论会，从会上各个层面反映出来的信息看，我认为，计量收费远非政府公布成本那么简单，政府部门在借助市场和社会的力量上，很有必要重新考量。
首先，参与废塑料、废织物、废木质、废玻璃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循环利用的企业，参与分类积极性不足甚至无人问津，这与政府缺乏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有关。我们建议，政府除了对他们进行政策上的补贴，对有兴趣包干若干区域的回收企业，也可以从财政资金和税费杠杆上给予扶持。这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精神。就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市场化运作而言，扶持若干大型回收企业，不仅有助于减少政府的无底线循环投入，而且避免了基层对财政资金可能产生的挪用和浪费。
其次，政府部门要清晰认识到，社会治理主体，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治理创新离不开这些方面的协同创新。从我的观察和实践来看，广东高校有很多大学生环保志愿者社团组织，然而，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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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新标准如何才能落到实处
生活垃圾焚烧厂的选址是否有环境防护距离的要求？
为何明确针对污泥以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而不包括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是否应按危险废物进行管理？又如何管理？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已经公布，在让垃圾焚烧污染物排放限值更严格的同时，也应该考虑新《标准》的可执行性，让《标准》更细化，以期能达到预期效果。
新《标准》中存在一些疑问，应该考虑对其明确。例如，生活垃圾焚烧厂的选址是否有环境防护距离的要求？如果有，防护距离是多少？
针对这一问题，新《标准》就需要明确。因为，在此前《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提出，生活垃圾焚烧厂新改扩建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不得小于300米。这个要求如果有效，应该将此条在本标准明确列出。
除此之外，新《标准》对小型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要求不明确。对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以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专用集中焚烧设施排放烟气中二恶英类污染物浓度依不同处理能力分级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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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场选址应将“补偿机制”纳入顶层设计
除了垃圾场选址所在的镇街需要对附近居民进行补偿之外，垃圾场外围的镇街也需要对垃圾场所在的镇街进行补偿。
“垃圾焚烧厂选在清溪，我带镇街领导班子现场查看，没有一个人同意，后来100多个基层干部和普通市民实地走访，80%以上的人都认为可以建。”今年东莞政协收到329份提案，其中10条涉及垃圾处理。前天，市城管局局长钟耀祥在两会上提到垃圾焚烧厂选址遭遇尴尬局面，即镇街主要领导不同意，基层干部和民众却赞同。
随着公众权益意识的觉醒，“邻避运动”越来越风行，没有人愿意看到将来可能有危险或影响的公共设施建在“自家后院”。按理来说，垃圾场的建设，政府该支持，市民该反对。因为前者是推行者，需考虑整体利益，而后者则可能是利益受损者。从这个角度来看，垃圾焚烧厂选址遭遇的尴尬一幕也就颇堪玩味。
不过，不管“反常”的个中原因，垃圾场建设工作都必须将“补偿机制”纳入顶层设计。原因无他，既然垃圾场选址处附近的居民可能面临来自垃圾场建设带来的困扰，那给予其适当的补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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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医疗垃圾安全处置亟待引起重视
目前农村许多诊所对方便农民看病，特别是解决居住偏远的农民朋友就医难题，起到了积极作用。按规定，乡村诊所的医疗垃圾应该统一收集处理，然而，一些诊所随意或无意弃置医疗垃圾，从源头上造成了医疗垃圾的外流。由于这些诊所过于分散，相关主管部门在管理上鞭长莫及，难以对医疗垃圾跟踪检查监控。此外，一些非法诊所对医疗垃圾的处理更是随意，极有可能造成病菌滋生的温床，实在让人揪心。
前不久，笔者在农村看到，一拾荒者正在清理的生活垃圾中，有不少废弃的医疗垃圾赫然混入其中。更有甚者，一些农民朋友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良好的卫生习惯，对自己或别人使用过的注射器等医疗垃圾，不但不及时处理，而且还当作玩具任由儿童玩耍。有的农户还把器皿类医疗垃圾用来盛装食物、茶水和油盐酱醋。
如何规范、安全地处置农村医疗垃圾？笔者有如下建议：
要大力宣传医疗垃圾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性，使乡村医生和农民朋友增强安全防护和环境保护意识，防止疾病传播，保护生态环境。有关部门要教育和帮助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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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废旧电子产品处置亟待得到重视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手机、电脑、电视机、电冰箱等各种电子产品进入了农村寻常百姓家。任何产品的使用都有一个由新到旧的过程，最终要被替代或淘汰，电子产品亦然。
日前，笔者到农村走访时发现，在一些垃圾堆放处，被扔掉的家电零部件及各种废旧电池随处可见。这些电子垃圾一旦被雨水冲刷，有毒物质就会外泄。而掩埋丢弃则会对土壤、水源、动植物造成污染，对生态环境造成威胁。
据悉，农村电子产品经过一个时期的使用，已经进入了更新换代及淘汰的高峰期。面对这一现状，必须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对农村废旧电子产品的管理，严防废旧电子产品乱丢乱弃。
其一，要大力宣传废旧电子产品污染环境的危害性，使农民增强环境意识，自觉保护环境。帮助农民学习及掌握科学处理电子产品的方式方法，使废旧电子产品处理走向规范化、秩序化。
其二，要加大《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的执行力度，通过法律规范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对正规回收企业实行财政补贴或减免税收政策，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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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规划 多管齐下 破解“垃圾围村”难题
“院里洁净美，院外脏乱差”。这是对部分乡村环境的形象描述。笔者在农村走访发现，近些年，很多农民的物质消费、生活方式逐渐城市化，但乡村的环境却未见多大改善，很多地方垃圾围村，环境质量日益恶化。
导致农村垃圾围村的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滞后”，即观念滞后、治理滞后、监管滞后，导致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治理措施缺位，相关机构、技术、人员匮乏。
近年来，不少地方在农村垃圾管理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例如，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探索出“3 5”模式，“3”是村庄农户，集镇的居民户、保洁员，村（居）民理事会3个责任主体；“5”是指对农村垃圾的5个分类处理路径。又如，湖北省襄阳市谷城县堰河村实施村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处理措施，全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超过90%，无害化处理率达95%。可见，“垃圾围村”并非无解，要化解垃圾围村难题，应统一规划、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笔者认为，农村垃圾是“就地消化”还是“垃圾外运”，农村垃圾的收集处理程序、垃圾堆放点确定的原则和服务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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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