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问题为导向根治垃圾围村现象
近日，海南省召开了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和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其中明确提出，今年全省每个村庄配备至少一个以上垃圾收集箱，每个行政村配备至少一辆以上垃圾转运车辆，建立起“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模式。既有高成本的投入，又有系统化的处理，对农村垃圾如此从严整治的举措，折射出海南省维护农村环境洁净、优美的坚定态度，同时，也反映出农村垃圾治理的艰难不易。
当前不少乡村正面临着垃圾围村的尴尬，门前、池塘、沟渠、田野，白色垃圾随处可见，风来时迎风飞舞，雨来时污水横流，这些垃圾堆腐蚀着美丽乡村的优美肌体。正因此，政府部门才如此高度重视，不断加大整治力度。基于此，根治垃圾围村，首先要从认识上摆正态度，尤其是为政一方的党员干部，更要下大决心，从严整顿，不可治治停停，有始无终。
长期以来，农村垃圾之所以猖獗，归根结底，在于缺少一个出口。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呈几何级增长，许多物品买来时包装精美，可一旦不用，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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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垃圾分类要真抓实干
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是公认的破解“垃圾围城”困境的出路。“三化”之中，资源化是关键。但要实现垃圾资源化利用，前提是垃圾分类收集。
据有关资料记载，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垃圾分类的国家之一。早在1957年，北京市就提出“城区分类收集垃圾”的构想。2000年，国家将北京、上海等地区确定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然而，十几年过去了，垃圾分类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垃圾分类为什么难？概言之，我国垃圾管理存在硬伤。
一是政府不够重视，没有下功夫真抓。许多城市虽然也强调垃圾分类，甚至开展了分类试点，但往往流于形式，推进力度明显不足。垃圾分类没有真正得到党政“一把手”的重视，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不够。
二是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脱节。在早年短缺经济时代，许多家庭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废旧物资以垃圾形式被弃置的很少。一些用过的啤酒瓶、酱油瓶、牛奶瓶、纸盒等，可以卖钱。在供销社体系的有力支撑下，废旧物资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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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应广泛吸引社会参与
据报道，日前，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发布2017年立法、监督、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工作计划，备受关注的《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将在今年6月正式提案，8月、10月、12月完成三次审议。
转眼间广州这一轮的垃圾分类进行了将近7年，成效肯定有，至少相关部门这回是真心诚意，决心也大，但终归离理想还有差距。或许有见于此，才希望通过立法的方式来进一步推进。
事实上这几年政府的规章倒也不少，比较重要的有《广州市生活垃圾终端处理阶梯式计费管理暂行办法》、《广州市购买低值可回收物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广州市餐饮垃圾和废弃食用油脂管理办法（试行）》、《广州市居民住宅装饰装修废弃物管理办法》、《有害垃圾收运处置工作指引》、《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配置及作业规范》、《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运输作业规定》等等，此番立法，法律的层次显然更高，约束力和强制性也更大。
我认为立法有必要，但关键在可行性。这方面广州控烟条例是个教训，立法容易执法难，导致最后倡导的意义大于实际的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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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垃圾治理需构建三大机制
“十三五”规划中明确了农村垃圾治理的目标，就是到2020年全国90%以上行政村的生活垃圾要得到有效治理。要完成这个目标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切实加强和提升农村垃圾治理能力和水平。
笔者曾经在农村进行过调研，发现农村垃圾问题比较严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由于传统生活习惯使然，很多农村地区农民的环境意识不强，导致垃圾随地倾倒现象比较普遍；农村的环保设施投入不足。虽然政府专门引导一批涉农资金向农村投入，起到了示范作用，但总体上来看，农村环保方面的投入资金仍然较少；农村垃圾治理机制不完善，治理效率不高。许多乡镇各自为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划和有效的机制。
在笔者看来，要推进农村垃圾治理，需构建三大机制：
一是要建立推进宣传教育机制，发挥农民参与农村垃圾治理的主动性。可以利用宣传栏、宣传单、横幅等多种途径，大力宣传垃圾治理的重要性，提高农民环保观念和卫生意识，让农民切身认识环境污染的巨大危害，形成农村人人珍爱环境、保护环境的氛围。
二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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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可行的垃圾分类工作模式
垃圾分类研究应重点放在可行的垃圾分类方式方法和激励措施方面，引导政府、居民、企业良性互动，促进垃圾分类及分类处理的可持续性。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从2012年起推行垃圾分类，并于2013年推广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和引入企业提供第三方企业化服务，形成了居民源头干湿分类、集中收运后二次分拣的两级分类方式，发挥了居民、企业、社区资源回收站（点）和街道环卫所的作用。该区要求回收利用企业、社区资源回收站（点）和街道环卫所对干垃圾进行二次分选，尽可能多地回收利用低值可回收物，以减少焚烧填埋处理的垃圾量。
越秀区推广垃圾分类的经验是操作具体化。确保垃圾分类“居民可接受、财力可承受、面上可推广、长期可持续”。将垃圾分类工作具体化，就是要在系统分析垃圾分类及分类处理方式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将垃圾分类工作分解为切实可行的流程与可量化的工作指标。
一是垃圾分类目标具体化。越秀区把垃圾分类目标明确为强化物质回收利用，减少焚烧填埋处理的垃圾量，并用“垃圾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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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云：供给侧改革约会垃圾分类
“供给侧改革”是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改革的主要任务，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含义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供给侧改革的背景就是市场经济+过剩，在这样的境况下，一些循环经济的思想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情怀，与社会现实完全背离。例如，一些所谓的循环经济产业园，声称一个企业产品的废物作为另一个企业产品的原料，构成所谓循环产业链条。现代市场经济的原料供应一定是多元的，单一供应来源就是计划经济的思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这样不是垄断的，也是不安全的，如果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那么整个产业链条都会抛锚，这显然不符合现代产业物流要求。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过剩，设想供给与需求完全相等没有浪费是不可能的。在过剩条件下，比如，一个人的饭量是一个馒头，现在供给了两个馒头，一个是“旧馒头”，一个是“新馒头”，那么究竟是吃优先吃“新馒头”，还是优先吃“旧馒头”呢，当然是吃“新馒头”，恐怕傻子才会吃“旧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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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云：不要让生活垃圾减量新闻成笑谈
生活垃圾由消费产生，如果不能抑制消费，何以能够实现垃圾减量呢。我国还处于全面小康的路上，扩大内需，扩大消费的政策导向随处可见。特别是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口在增加，消费在增加，却要控制生活垃圾产生量，可见多么任性。面对垃圾分类政治号召，一些地方急于体现政绩或者垃圾分类积极作为，不断有实现垃圾减量的新闻。比如，下面的新闻就是典型。2013年3月24日，浙江诸暨日报报道，诸暨掀起“绿色革命”垃圾处理量首现负增长，报道说，2016年诸暨市全年日均处理量为1119吨，比2015年日均处理量的1135吨减少了16吨，打破了长期以来生活垃圾处理量只增不减的局面。从数学上看，减少1.5%，但从现实看无论是管理误差还是统计误差都有可能超过2%。此前，也曾有类似的新闻，但几年过后这些新闻都变成笑话。例如：
2012年12月25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今年（2012年）截至11月份，广州市全市1400个社区中全面推广生活垃圾分类的有1220个，占社区总数的87.1%。1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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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垃圾分类，我们需要做的三个检讨
北京晚报给我们讲述的这个关于垃圾分类的事例（相关资讯：垃圾分类为何难落实？需要真正以人为本）告诉我们，抓垃圾分类，以人为本究竟有多重要，任何一个细节的考虑不周，都有可能导致居民的垃圾分类热情降低。
“都知道垃圾分类是好事，但为何执行起来却这么难呢？”
首先我们要检讨，我们制订的垃圾分类方法真的具备可操作性吗？我们是否做到了因地制宜？是否考虑到了与本地的垃圾末端处理方式对接？如果没有，那么垃圾分类注定是要失败的。就像目前常见的“干湿两分”，如果不具备湿垃圾的处置能力，“两分”有何意义？必然导致“居民分类，环卫混装”，这种现象对居民的垃圾分类热情具有极大杀伤力，同时还落下了政府不真心搞分类的口实；
第二，我们仍要检讨，垃圾分类设备设施的设计、选材和制造，是否做到了以人为本？是否考虑到了他们的使用者——居民和一线环卫工人在投放和收运垃圾过程中的便利性，从这篇文章，以及笔者日常的观察来看，我们做的并不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三，我们还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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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海如何将偷倒垃圾事件“一查到底”
又一批数以千吨的上海垃圾，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到了苏州。这一次，差点就倒在了苏州太湖边的西山岛上。苏州官方通报，当地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对有关当事责任人，无论牵涉到谁，将一查到底。
上海一天生产的生活垃圾就达2万吨，一年就是700万吨左右。这还不包括工业、建筑的垃圾量。这还是2013年的统计数据。事实证明，这些生活垃圾中的一部分，被运到了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地。
这次被发现的4000吨垃圾，是用8条船运过来的。6月25日早上从上海的苏州河段装载，26日到达苏州太湖西山岛，由于当天雨太大，没有来得及卸下来。
感谢老天。否则它将成为又一片天然的垃圾填埋场。根据此前公开的报道，去年4月份前后，一批来自上海的垃圾货船，“每到夜里”轮渡离开锚地，将掺杂化工废料的生活垃圾倒在位于无锡直湖港段下游的堤岸，每条船上的垃圾，少则四五百吨，多则七八百吨，运河沿岸被堆成了“垃圾山”。
2014年12月，无锡市锡山区宛山荡也发现了上万吨偷运垃圾。直到3条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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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利益补偿化解垃圾处理邻避效应
我国台湾省新北市近日出台《新北市垃圾处理场（厂）营运阶段提供回馈金自治条例》，授权行政管理部门对焚烧处理厂和填埋场周边适当距离内的社区予以回馈补助，并规定回馈金主要用于公共设施建设与管理维护、环境检测鉴定、全民健康保险补助等项目。
其实，给予垃圾处理设施周边社区回馈补助并不鲜见，台北市和广州、北京等城市也都有类似的回馈补助做法，台湾习惯称之为回馈补助，大陆则习惯称为生态补偿。不论冠以什么名称，其性质都是利益补偿。
之所以要给予垃圾处理设施周边社区利益补偿，乃是因为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与运行对当地的经济、环境和发展机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如影响当地房地产升值，这是最明显的影响之一。弥补负面影响的实惠、直接方法便是利益补偿。笔者认为，完善利益补偿制度，有助于化解垃圾处理的邻避效应。
首先，明确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垃圾处理是一种经营性服务，补偿主体理当是垃圾处理服务的受益者（即垃圾排放者）。因此，垃圾从哪里来，哪里就得提供利益补偿，可要求每吨垃圾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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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