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收集：冲破“垃圾围城”困扰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生活垃圾分类不只是单纯的分拣工作，还需要政府、企业的密切配合，在制度、设施、管理等多方面予以保障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垃圾污染已成为世界各国的一大困扰，严重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制约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垃圾减量势在必然 据统计，目前我国城市人均年产生活垃圾已达440公斤，并且这些垃圾大多数被堆放在城郊外，以放射状将城市包围。 有学者指出，同样是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的瑞典、德国、日本等国家在垃圾处理方面没有出现大规模“垃圾围城”的困境，究其原因，这些国家均采取了严格、细致的垃圾分类回收方式，从而实现了垃圾量的大幅度减少。 可见，若要解决垃圾围城问题，必须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垃圾减量及综合利用，而垃圾减量的关键正是垃圾分类。垃圾经分类后，可有效降低处理量，节约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促进资源的再利用，变废为宝，具有社会、经济、生态的多重效益。 在我国，生活垃圾大体分为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其中，可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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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工人的“感谢”令人心酸
7月25日下午2点40分，呼市新城区国道环卫一组60岁的清洁女工马秀英，上班骑自行车行走在110国道上，突然被一辆几十吨的拉煤车超车时撞倒，肇事车辆没有停下来，从她的身上辗过，后边又是紧跟着的几十辆大车，数不清的车轮呼啸着从她的身上轧过去了…… （9月15日大河网） 马秀英之死实在太惨烈了。“几十辆车轧过后，马秀英的整个身子都没有了，儿子收尸时，是用铁锹一点一点铲起来的。”工友们哭着说。 人们于是议论，谁应该对马秀英的死负责？谁知议论变成了争论。争论的一方是普通市民。他们质问两点：一是，“这里是国道，不是市民出行的街道，明知这里必然要死人，不具备安全条件，为什么还要扫？市容市貌重要，但人的生命就不重要了吗？”二是，“老太太都60岁了，还让人家干那么危险的工作，单位也要对她的死负一定的责任。”因为按劳动法和女职工的权益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女职工55周岁就退休了。 然而，奇怪的是，争论的另一方正是环卫工马秀英们。她们不仅不赞同市民的意见，也不赞同追究政府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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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垃圾处置与“生产者责任延伸”
印度环境和林业部日前宣布，一些跨国公司将与印度政府进行战略合作，对它们各自生产的电子电气产品在印度境内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妥善回收与处置。它们承诺，不会简单采取焚烧、填埋或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倾倒”等处理方式。舆论认为，这是跨国企业将生产者责任延伸至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体现，也是印度政府向电子垃圾难题宣战后取得的重要进展。 电子垃圾是困扰全球环境的一大难题。今年2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表一份报告称，目前全球各类电子垃圾正以每年约4000万吨的数量增长，其中，德国每年大约产生电子垃圾180万吨，法国150万吨，而美国则更惊人，仅淘汰的电脑就达到了3亿至6亿台。印度电子垃圾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印度中央污染控制委员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2005年产生的电子垃圾约为14.7万吨。按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估计，到2012年，印度电子垃圾将增加至80万吨以上。 如此濒临失控的电子垃圾，必将严重危害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因为现代电子产品中使用的金属已超过60种，其中许多都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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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垃圾围城” 唯有“垃圾减量”
垃圾已成为中国城市面临的一大难题，超过三分之一的城市正深陷垃圾围城困局。在窘境之下，人们对垃圾如何处置展开了激烈争论。过去两年，有 30 多个城市发生居民反对修建垃圾焚烧厂的事件，政府、企业、专家纷纷卷入其中，“ 主烧” 与“ 反烧” 两派针锋相对。(10月31 日新华社) 目前，我国城市垃圾的处理方式主要是填埋和焚烧，焚烧因存在产生剧毒物质二恶英污染的隐患而颇有争议，填埋则产生占地、臭味、有害物质渗漏污染等问题，还由于垃圾填满因场地不足等问题而造成垃圾围城现象。 据统计，我国 600 多座主要城市每年产生垃圾 1.6 亿吨，人均垃圾年产量 440 公斤，且以每年超过 10% 的速度增长，其中能够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占 66%，近1/3 垃圾只能进行简单填埋，这些城市已堆放或填埋各类垃圾 80 亿吨，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 先看首都北京的情况，早在1983 年，北京的垃圾带就出现在三环与四环路之间，50 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 4700 多座，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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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广州该向台北学什么？
广州市长万庆良23日在城管会议上提出，广州垃圾分类可以学台北。他说前不久到台北考察，发现台北街头没有垃圾桶，从小学生开始教育“垃圾不落地”，家家户户的垃圾分类都要在垃圾车前接受检查，经过垃圾分类，不可回收的垃圾已经非常少，垃圾做到了零掩埋，街道非常整洁，像水冲洗过一样。（8月24日《羊城晚报》） 此言非虚。作为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展示案例之一，台北从1996年实施“垃圾不落地”到2000年推行“垃圾零掩埋”，其一是制定法规，坚持强制垃圾分类，违规会被罚款。其二，运用经济杠杆促使垃圾减量，市民弃置垃圾越少，缴纳垃圾费越少。其三，实现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焚烧完的灰烬和底渣都通过水洗除去重金属后用作铺路的基材。显然，台北“三招”无非是抓住源头分类的牛鼻子，加之实现终端回收利用，没什么特别秘密。相比较，广州始于1998年的垃圾分类探索，只不过比台北晚两年而已。但十多年过去了，一切都仍“原地踏步”，街头巷尾的分类垃圾桶独具象征意义。 广州垃圾分类到底应该向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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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监管 推进垃圾处理行业发展
随着垃圾处理产业化的不断深入，近年来，垃圾治理逐步从末端处理处置的管理拓宽到全过程管理，垃圾治理日益受到公众和政府的重视。 目前，有关垃圾治理的关注焦点是：垃圾处理方式、垃圾处理设施的落地实施、垃圾治理如何与生态环境保护和人民健康保护相协调，可见，垃圾治理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垃圾清运与处理处置工程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生活幸福型社会建设的社会系统工程问题。 随着垃圾治理备受关注，垃圾治理行业监管就越要得到加强和完善。 所谓行业监管就是在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下，通过督查、检查、抽查、巡查和审核审计等方法，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对进入行业的运作实体和事件进行监督管理。因此，有必要先明确垃圾治理行业管理的目标，从而明确行业监管的内容与目的。垃圾治理行业管理的主要目的：一是明确界定垃圾的属性，并据此确定垃圾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和垃圾分类排放办法、垃圾收费（税）对象和收费（税）标准、垃圾处理产业产品的供给模式等；二是协调政府及其公共部门、非政府组织、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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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厕配空调宜缓行
据报载，重庆市近日出台了《星级公厕评定标准》，公厕被分为“五个星级”，限定条件多达8大项62条，规定三星级以上的公厕就要有空调，如厕提供手纸，所有被评为星级的公厕都全天开放且不收费…… 公厕作为一个城市文明的窗口，其数量、质量和管理水平，实质上是一个城市文明素质的缩影。然而，近些年来，相比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公厕建设却明显滞后。 重庆市提出的这些人性化设置对百姓来说无疑是好事。但笔者对“三星级厕所就得有空调”的规定不敢苟同。在“公厕数量偏少、设置不合理”等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提出“三星级以上的厕所需要有除臭功能，要有鲜花或盆景，有背景音乐，镜子要带灯光让你补妆，设有休闲椅凳。甚至规定四星级以上厕所全年温度控制在20℃～26之间，做到夏天如厕的时候不会汗流浃背”的要求有点过分。 另外，厕所门窗长期关闭不利于排除厕所异味。用纳税人的钱将公厕建得如此豪华，有矫枉过正的嫌疑。笔者建议，重庆厕所的星级不能仅仅从设施上考虑，最为关键的是应该从服务和管理的角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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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工人节”告诉了我们什么
如果放一天假我们体会到的只是环卫工人的重要性，那这个节日的意义就显得单薄了点。环卫工人对一个城市的重要性，并不需要一个节日来提醒。 这个节日应该提醒我们的是，虽然环卫工人的社会地位和收入都不高，但他们的劳动价值，不应被习以为常的阶层意识遮蔽，更不应和他们的劳动力价值简单划等号。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虽然不能互相代替，但是具有同等重要性。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说，每一种劳动都是必不可少的，把某种劳动的重要性强调到极致，而忽视另一种劳动的价值，其实是等级意识的下意识流露。虽然环卫工人的劳动报酬很低，社会地位也不高，但他们的劳动价值并不因此而减损一点，这和他们时下的劳动力价值是两回事，也就是说，他们微薄的工资收入，并不能成为评价其劳动价值的标准。 刘少奇对淘粪工人时传祥说过:“我当国家主席，你当淘粪工人，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人民的公仆。”刘少奇的话虽然朴素，但深刻地提示了环卫工人的劳动价值——这应该是这个节日向我们传递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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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掉垃圾焚烧环保节能的“绿帽”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发展迅猛、城市扩张、城区膨胀、人口爆增，生活垃圾处理这个过去的小问题已经演变成为困扰各级城市管理者的巨大难题。以北京为例，目前年产垃圾约为500万吨，散布在城郊的面积超过50平方米以上的各种新旧垃圾填埋处理场共有4000余座，形成了“垃圾包围城市”的严峻势态。
传统的垃圾填埋措施，由于具有占地面积大，污染水体，散发臭气，污染空气，使得人们都在探索各种有效的垃圾处理措施。其中一种近年来在欧美大力限制和关停的垃圾焚烧和发电措施，在国内却被用“环保和节能”的名义，在各大、中城市被推广或者计划实施。其实垃圾焚烧的“环保和节能”，更像是利益集团为出卖焚烧炉获取自己利益所设立的一个幌子，他们只是给一个严重污染环境的技术带了个绿帽子而已！
垃圾焚烧发电的所谓优势，据固焚派的观点，厂房占地少，有利于节约土地资源；垃圾的减容减量化程度高，垃圾处理彻底；设备运行全天候全封闭，基本无二次污染；焚烧炉的适用范围很广，能处理多种垃圾，且大多数焚烧技术不需对垃圾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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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发电的“节能减排”悬疑
这两年，“节能减排”正在成为一个让人发疯的事业。在眼下的阶段，有一些人会把所有的经济行为穿上用这四个字喷绘的花彩外衣。 穿上这些花彩外衣像节日庆典游行一般顺街而过，无论是于看客的记忆还是于道路的交通史，估计都留不下太多痕迹，本来也不必太在意。但令人难过的是，这些招摇过市的聪明人结成联盟，还要闯进决策者的盖章大厅里，半胁迫半引诱地，让一桩桩原本脆弱不堪的经不起推敲的社会逐利行为，摇身一变为替天行道的“应对气候变化方略”，或者“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这里面最“现身说法”的案例，就是在全国各个城市、尤其是中小型城市疯狂建设的“垃圾发电”项目。那些盼望被焚烧的垃圾，与那些盼望不被关停的小火电，几乎是一夜之间就私订了终身。小火电由此避免了被驱逐出境的悲惨命运，城市垃圾管理者也由此多了一种把垃圾转移到空中的正确理由。 有些城市宣称自己是“无害化填埋”，但你走近一看就会发现，不过就是把垃圾聚到一起，挖个深坑以像掩盖罪行一样以覆土遮盖了之而已。填埋占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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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