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混合投放模式需改变
垃圾源头分类是科学解决垃圾问题的先决条件。不少国家或地区在垃圾源头分类方面取得成功，根源就在于依靠制度约束和严格执法。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理念下，政府应该下决心通过立法和实施一系列组合政策，改变垃圾处理处置“源头混合投放、中间混合收运、末端集中处置”的产业链运行模式，依法强制实施城市垃圾源头清洁分类管理，以减轻垃圾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增加法律规制供给。建议国家制定垃圾源头分类法律法规，将垃圾源头分类界定为公民的法定责任，同时按照 “谁生产垃圾谁负责付费”的原则进行计量收费。谁生产多，谁付费多，必要时还可以采取阶梯计费方式，鼓励源头减量。对在一定的过渡时限内严格按照标准进行源头分类的垃圾生产者进行奖励，对超过规定的过渡时限仍不按照要求分类的混合投放垃圾实行倍量计费。对现行的城市规划要求进行优化调整，对现行的混合投放、混合收运、混合处置的基础设施进行规范化改造；对扩建的城市新区，要求按照新的规划增加垃圾源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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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项目运作VFM评估值不值得做
近期，大岳咨询在做PPP项目与客户沟通时，经常遇到做不做物有所值（VFM）评估的问题，大大增加了沟通成本。显然，许多地方政府对VFM并没有完全理解。对VFM进行解读，帮助地方政府进行正确理解，将有助于提升PPP项目的操作效率和质量。
VFM是国外决定是否采用PPP模式建设基础设施项目的一种决策工具，英文是“Value for Money”，中文没有统一的译法，可以翻译为“资金价值”，也有翻译成“物有所值”的。应用VFM对某个项目进行决策，首先要计算采用传统体制政府要为项目付出的代价总和及采用PPP模式政府要付出的代价总和，两者的差就是VFM，VFM>0意味着PPP模式的效率高于传统体制，PPP模式即可行，否则就不可行。在理论上，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想法。但计算政府代价不仅涉及投资和运营成本，还涉及各种风险、政府对传统体制的各种支持、各级政府对PPP的监管成本等因素的货币化和数量化及现值化，计算结果的可靠性非常差，尤其是对于我国这种处于改革变化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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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治理靠什么吸引投资？
国务院日前发布了《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要求垃圾治理行业从垃圾排放权、处理价格、投融资模式、财政补贴等方面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促进垃圾处理主体多元化。
垃圾处理行业吸纳社会资本，看似一个伪命题。垃圾是社会活动的副产品，人人产生垃圾，社会各方理应担负垃圾治理的责任，包括垃圾治理的费用。这本来就是垃圾治理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都明确了污染者负责原则，规定垃圾产生者负责垃圾治理。其中，《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四条更是具体要求垃圾产生者缴纳垃圾处理费。
然而，由于垃圾处理的公益性、政府包揽垃圾治理的历史惯性及相关制度惰性，垃圾产生者负责原则长期被忽视，致使社会普遍认为垃圾处理是政府的事情，垃圾处理费应由财政承担，实际上财政支付就等同于全社会平均分摊，这就形成了社会不公等问题。导致垃圾处理供求分离和供求失衡，加大财政负担，助长责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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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的真相
垃圾分类真的很难吗？现实的状态与真实的状态总是格格不入，是什么阻碍了垃圾正确的处理？人们都知道垃圾处理首先要进行分类，可是这项工作迟迟推不动，或以时间短为借口开脱工作的错误路径，却不成真正思考造成目前现状的真相。再一个问题，目前，垃圾分类处理了，真的就没有污染了？真的就减量了？从现实的情况看，未必。那么垃圾正确处理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思考，工作中要呈现一个怎样的状态，而整个状态反映的是过程的正确性以及结果的正确性。
需要的状态是：源头正确的分类，末端正确的处理，把源头正确分类与末端正确处理连接起来的正确物流系统，这就是要呈现的状态。过程上，垃圾“正确、有序、快速”流动；结果上，处理技术接受符合技术要求一定量的垃圾，环保达标，末端处理企业盈利。
现实的状态是：
1、政府投入资金大，宣传力度广，政策执行力弱，市民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垃圾进行分类；
2、丢弃在垃圾桶中的垃圾，保洁员或居民或拾荒者翻拣可回收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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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垃圾围城不能增“心肺之患”
据报道，湖北武汉市汉阳区永丰乡何家湾有座锅顶山，在锅顶山建有两家仅一墙之隔的垃圾焚烧厂，两处垃圾焚烧厂周边，是人口密集地和重要水源地，距两厂800米内，有两个幼儿园一所小学，及多个大型居住区，常住人口3万多。2012年以来，周边居民屡患呼吸道类疾病，近两年周边小区有25人患癌，其中10人死亡。
垃圾围城解决了，周边居民的健康却成了问题。如此“心肺之患”，谈何美丽家乡？
有两个问题不得不问：一则，地方行政命令可以僭越《环境保护法》吗？2013年7月，湖北省环保厅环境违法监察通报显示，锅顶山垃圾焚烧存在未经环评验收擅自生产、治污设施未落实、擅自处置垃圾滤液、防护距离内居民未搬迁等严重违法问题。当年10月12日，环保部公开通报了全国72家污染企业名单，锅顶山生活垃圾焚烧厂的运营方武汉博瑞能源环保有限公司也名列其中。2014年底，该生活垃圾焚烧厂重新试运行，但其仍未通过当地环保部门的环评；对医废垃圾焚烧，环保部要求安全距离是800米，而锅顶山医废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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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环卫工的这个冬天不寒冷
这是一组媒体的报道：看到环卫工人工作辛苦，太原市新兰路上“万家渔村”饭店的老板白彩珍女士，先是向12位环卫工人每人赠送了一个保温桶，又从去年12月21日起免费为大家提供早餐；去年12月22日冬至这一天，200多名环卫工人代表从我市爱心人士的手中接过了为他们募集的保温饭盒；2014年底，省城12家苏宁电器连锁店也发起了“暖冬行动”，他们设置专门的微波炉，免费为环卫工人热饭，免费为环卫工人提供热水，提供休息场所，在商场喝水、就餐不限时，让环卫工疲惫的身体得到休息等。
这些市民、企业的行动无疑是这个寒冷冬天里的暖心事情，体现了对环卫工人劳动的尊重与肯定，折射出社会价值观的回归，是一种正能量的传播。
环卫工人既是城市整洁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维护者，也是现代城市中最辛苦的群体之一。以我市为例，两万多名环卫工人每天需要清理生活垃圾达4500吨、保洁面积达到4800万平方米，太原冬天最冷的平均温度在零下15摄氏度左右。他们工作量大而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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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能为垃圾焚烧厂建设做什么？
如果政府决定在我们所住小区附近修建一个地铁出入口，你会持反对意见吗？估计不会，因为这个公共设施将有助于改进我们的交通，即便在地铁开工期间给我们带来不便，但是我们还是乐于接受，因为它最终会给我们带来方便，附带地让我们所拥有的物业升值。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有助于改善生活环境的公共设施都会得到我们的赞同。比如，如果政府决定在我们所住小区附近修建一座垃圾发电厂，估计绝大多数人都会持反对态度，尤其是在当下，此类事情稍有不慎，就会演化成为群体性事件。最近，不少地方政府遭遇了此类尴尬。比如说，几年前广州市决定在番禺区建设一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消息传出之后，就遭到了选址地附近不少业主的强烈反对，甚至有业主声称，要求政府以当前的物业价格收购这些物业，其理由是：“这几十万业主没有义务用自己的生命和健康做试验品，也没有义务用物业贬值来做贡献。”
这位业主的逻辑大致是这样的：垃圾发电厂是一个有助于公共利益的事务，其成本必定应由公众承担。小区物业价值下降，也应算是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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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邻避效应”
在最近杭州余杭由垃圾焚烧项目引起的聚集事件中，一个词频频出现在媒体报道和官方的回应中——“邻避效应”。这是一个舶来词，来自英文中的“Not in My Back Yard (别在我的后院中，简称NIMBY)”。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邻避效应”通常用来描述西方国家一些居民对于在本社区兴建诸如大型垃圾填埋场、核废料储存库、飞机场、高速公路等大型公建设施的激烈反对行为。这些“邻避”居民的态度通常是：认可兴建这些公建设施的必要性，但却不接受这些设施修建在自己家门口。他们激烈反对的目标也通常是迫使这些项目转移到其他地点。因此，一些人认为这些抗争实际仅仅出自“邻避”居民自私的利己主义，用“邻避效应” 这个带有贬义的标签也通常带有道德上的谴责意味。
用“邻避效应”来解读最近发生在余杭以及中国其他一些地方居民的抗争行为看似有理，实际却忽视了项目本身决策和执行的重大缺失。
首先，在余杭项目中，尽管政府事后承认项目的修建与当地居民的生活有着切身利益关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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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选址机制，推动处理设施落地建设
垃圾处理设施不仅服务于所在地居民，也同样地服务于所在地以外的居民，但却让所在地居民承担额外的心理、荣誉、发展机会、甚至不动产贬值等损失，具有“损内利外”特点，是典型的邻避设施，其选址常常受到公众“为什么非得建在我家附近？”的质问，但处理设施要落地又必须得到所在地居民同意和认可。怎么办？答案在建立健全选址机制，规定选址机构或组织的组成办法、选址程序和选址方法。选址机制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明确并公示一个合情合理的选址方针。公示一个明确且合情合理的选址方针是说服居民朴素质疑并得到居民满意的首要条件。选址方针包括征（租）土地的可能性、建设处理设施的可能性、作业与维护管理的便利性和复垦利用的可能性，除满足设施建设的技术要求外，需要考虑自然环境（包括景观、生态环境）、城市（乡镇）甚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法律、政治等方面的要求，此外，还需要耐心周到地考虑设施所在地居民意愿方面的要求。选址基本方针见附表。
二是做好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和风险评估。预防是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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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费征收改革关键在于提高公众认可度
《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近日开始征求意见，规定列出了垃圾费征收改革的三套方案，除此前披露的随水费征收、按袋计量之外，第三套方案为“混合垃圾多付费、分类垃圾少付费”，方案中大幅提高了不按规定分类投放和混收混运分类垃圾的罚款。据悉，这一方案旨在鼓励单位和市民分类处理生活垃圾。
垃圾费征收的三套方案中，“按袋计量”已经有过试点。从理论上讲，按袋计量收费也许是最优方式，但其缺陷是投入的成本较高，同时还要看从业人员管理水平、作业素质等条件是否具备，据广州市城管委危伟汉透露，“如果全广州都用这种模式，光是袋子市政府就要增加三四亿元的投入”。试点的结果也表明，计量收费模式遇到了很多困难。随水费征收在其他城市已有先例，一望即知，其优点在于简便易行、节约不少征收成本，但所谓事物一利必有一弊，正如媒体讨论中所指，捆绑模式下，一刀切地以水费的标准收缴垃圾费，相对于不同的消费主体不但很不公平，也可能滋长市民的环保惰性。毕竟垃圾费征收无论怎样改革，目的都不是为了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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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