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垃圾处理系统规划设计的若干量化指标
近l0a（年）来，各级政府与人民群众对城镇垃圾问题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从政策、资金及技术等方面进行扶持、资助，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垃圾处理设施的数量己从90年代初期的几十座增至目前的近千座。 垃圾处理系统的规划设计中，技术关键之一就是科学、合理的确定垃圾处理设施的规模，这将涉及到现状垃圾排放量、预测垃圾排放量等若干重要技术指标的测试、换算及选定。 1垃圾排放量的统计、核定 垃圾管理及处理系统规划设计所依据的基本数据是城镇环境卫生部门统计报表记载量。「实践表明这些数据不够科学和准确，因为实际垃圾排放量受若干重要因素的影响，造成测算误差。 1.1排放量与清运量的换算 目前垃圾排放量一般是指环卫部门组织清运、处置的垃圾量，这部分垃圾约占全部垃圾产生量的80%-90%。但是往往忽略了少数企业、社区等单位自行清运、处置的垃圾。因此，全部垃圾排放量与环卫部门清运量的换算模型为： Q全＝Q清／（1－K自） 式中：Q全——全部垃圾清运、处置量(t) Q清——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量(t) K自——除环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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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废弃物生态影响评价——以九寨沟、黄山风景区为例
从旅游生态系统物质与能量循环的特点出发，提出旅游废弃物的概念，构建基于生态足迹的旅游废弃物生态影响评价模型，并以九寨沟、黄山风景区为例进行实证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2004年九寨沟旅游废弃物生态足迹总量为4696015678hm2，是黄山总量22331.4490hm2的2.1倍，人均0.024560966hm2是黄山人均0.01394088hm2的1.76倍。（2）显性生态因子的废水、粪便、固体垃圾、废弃物处理设施的生态足迹很小，4类合计仅占总量的0.16%（九寨沟）与0.3%（黄山），而隐性生态因子CO2排放的生态足迹则占总量的99.84%（九寨沟）与99.70%（黄山）。（3）2004年九寨沟与黄山旅游业的CO2排放量分别高达309455.66t与146947.84t，游客人均CO2排放量分别为161.85kg、91.74kg，旅游业的CO2排放对全球气候变化与生态影响的特征明显。（4）旅游废弃物生态足迹中游客占1%，居民占0.26%，而相关企业（交通、饭店）占9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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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述评及其对上海的借鉴
1.1韩国韩国于1995年正式实施垃圾袋收费制度，居民生活垃圾必须装在指定垃圾袋再予以收运。垃圾袋的售价中包含了垃圾处置所需的费用。指定垃圾袋有5、10、20、30、50、75、100L7种。袋子上标有容量、制造地点和“若未使用政府规定的垃圾袋，罚款100万韩元”的警语。为确保居民对自己的垃圾袋负责，韩国实行垃圾袋实名制，即每户家庭必须在垃圾袋标有使用者门牌号码及姓名。垃圾袋制度实施1a后，韩国使用规定标准垃圾袋的比例高达99%以上，实施近2a后，全国垃圾产生量减少37%以上，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率增长40%。1.2日本1998年10月，日本青梅市多摩地区最先实施垃圾处理收费，规定市民购买3种指定垃圾袋装垃圾。如今很多地方的垃圾分类、回收方法及收费方式都发生了改变。例如，东京都的30个市町中有21个实施垃圾收费，收费按量收取，但各地的收费标准各不相同。实施垃圾收费制度后，相较于1999年，2001—2005年，可燃垃圾减少量达44%左右、不可燃垃圾减少近50%[1]。1.3新加坡新加坡自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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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下乡”与农村土地保护——基于社会学视角的分析
我们有过很多事物的下乡，从最早的文字下乡，到后面的文化下乡、科技下乡等，都是在帮助农村发展。所谓“垃圾下乡”，是指城市产生的生活垃圾运往农村填埋处理或者不进行任何处理任其自然风化。 文字下乡，给农村送去的是知识。垃圾下乡？给农村送去了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农村的环境问题长期为社会学界所忽略，道出了当今中国社会学界在农村环境问题研究中的尴尬局面[1]。早期的社会学家，确实未有对农村环境问题的关注。从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到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其中确实并无内容论及农村环境。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社会学的研究一度中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社会学界在农村研究方面更多地是关注经济增长问题、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布迪厄提出实践中的“模糊逻辑”，认为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既非受制于本能，也非完全合乎理性的逻辑，而是被前理性的实践感所支配[2]。社会学界在农村环境问题研究上的不足，显然是受到了布迪厄所称“模糊逻辑”的影响。这种“模糊逻辑”就是，中国农村的核心问题是发展问题，而农村环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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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生活垃圾物理成分及含水特性分析
生活垃圾的处理处置一直是世界性的难题。据调查，中国城市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为世界总量的29%[1]，且垃圾产量在以每年8%～10%的速率增长[2]。由于国内对城市生活垃圾实施处理比较迟，其治理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达到5%，目前仍然没有达到70%[3]，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处置负担最重的国家。 对生活垃圾物理成分及含水特性进行分析，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垃圾各组分含量及含水特征，估算物质的可回收量，既有利于制订垃圾分类收集方案，也便于垃圾处理方法的选择和设备的设计以及新处理技术的提出[4]。 自1989年我国发布实施第一个垃圾卫生填埋行业标准以后，卫生填埋一直是我国生活垃圾处理的首选技术和主要方法。同时随着垃圾堆肥、焚烧技术在我国南方、东南沿海城市和内地发达城市的采用，对生活垃圾进行物理特性分析工作也在这些城市相继开展起来。为规范这项工作，1995年建设部发布实施了CJ/T3039—1995《城市生活垃圾采样和物理分析方法》，2009年修改为CJ/T313—2009《生活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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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
生活垃圾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或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与日俱增。据统计，我国的垃圾增长率为0.8-1.0kg/人/天，发达国家的垃圾增长率为1.43～2.08kg/人/天（Troschinetz and Mihelcic，2009），而国内各城市的垃圾增长率也不同，如北京、上海、西藏、杭州、香港的垃圾增长率分别为0.85、1.11、1.51、1.17、1.33kg/人/天（Dong et al.，2010）。 根据国家制定的统一标志，生活垃圾被重新划分为3类，分别为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包括餐余、纸类、塑料及橡胶制品、灰、渣、金属、玻璃等。生活垃圾的成分和特征受居民生活水平、能源结构、季节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垃圾组分具有复杂性、多变性和地域差异性等特点。我国生活垃圾水分和灰分含量高，热值低，餐厨垃圾占垃圾总量的60%，而国外生活垃圾热值较高（Dong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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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垃圾管理问题的探讨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垃圾数量持续递增，构成日趋复杂。由于基础设施和治理资金的不足，以及处理过程的简单化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使村垃圾处理问题日渐突出。本文分析了农村垃圾处理现状和处理难的原因，从政策规范、观念意识、管理监督、城乡互动、资金投入等方面，提出加强农村垃圾管理的对策措施. 垃圾处理是农村一项主要的卫生基础建设，作为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我国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在垃圾治理问题上，对农村的重视和投入远远落后于城市。随着农村生产生活条件逐步提高，农村垃圾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难点。本文将着力探讨农村垃圾管理的问题及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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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活垃圾对水环境的污染途径分析
人们非常熟知的生活垃圾，每天都要产生，但并不是每天产生的垃圾都经过处理。山于中国生活垃圾处理的资金缺口较大，垃圾处理的基础设施相对不足，无害化率相对较低，导致部分垃圾集中堆放，或者任意丢弃，污染土壤和水环境，对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产生严重影响。生活垃圾污染水环境目前比较常见，特别是在局部的农村地区比较严重，原因卞要是没有将生活垃圾进行有效处置和管理。通过对生活垃圾污染水环境的途径分析，为有效拧制生活垃圾的污染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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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发电过程中二恶英的污染控制
Pollution control on dioxins in the process of power generation by waste incineration Zhong Jin1，Zhu Gengfu2，Zhu Fahua2. (1.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Nanjing Jiangsu 210044; 2.State Pow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earch Institute，Nanjing Jiangsu 210031) Abstract：Power generation by waste incineration has been a direction of garbage disposal. But the dioxins produced in the process of waste incineration will end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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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焚烧炉排气、飞灰和炉灰中的二恶英类的简易监检法
自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国以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研究开发了生物检测法（Bioassay，以下简称为BioA）[1]。这种方法一出现，则一军突起，给很多检测领域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似乎要形成了未来检测技术的新发展趋势。德国把BioA列为今后重要发展领域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世界各国面对自去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以控制和削减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为主要内容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简称为POPS 公约），为了控制和削减POPS 而对二恶英类（dioxins，DXN）、残留农药和环境荷尔蒙等进行测定的BioA法应运而生，并显示了其快速、灵敏、特异性强、操作简便，不需要昂贵仪器设备，成本低的优点，受到各国的极大关注。例如，日本环境省业已确定了要积极推动BioA法的开发和研究，并逐步实现BioA 法向国家标准监测方法（以下简称为国标法）过渡的方针。由于利用BioA 法测定DXN与目前各国采用的高分辨GC/MS（以下简称为HR•GC/HR•MS）相比，其成本可以降低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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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记录
